赣州市道观:杨万里的老师是谁？没人知道吧？
杨万里“为童子时，存穿句事王从先君宦学四方”（《诚斋集》360问答卷126《曾时仲母王氏墓志铭》），其父杨芾“隐吉水之南溪，号南溪居士云赣州市道观。家无田，授士以养，暇则教子”（胡铨《杨君文卿墓志铭》），最初接受的是父亲的教育。14岁时，“拜乡先生高公守道为师，与其子高德顺为友，同居解怀德之斋房”（卷39《赠高德顺架请》诗序）。后有《夜雨》诗云：“忆年十四五，读书松下斋。”便是回忆师从高守道的这段生活。如果其父亲不计在内，那么，接下来的第二位老师就是王庭珪。自17岁进拜王庭珪为师以来，杨万里就和王庭珪之间建立了一种越来越密切的师生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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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庭珪（1180—1172），字民瞻，吉州安福县人，政和八年（1118）进士，调茶陵县丞赣州市道观。“以上官不合，弃官去，隐居卢溪者五十年，苏角走减乐自号卢溪真逸”（卷81《卢溪先生文集序》）。自宣和五年（1123）辞官茶陵之后，隐居安福家乡，著书吟诗，设帐授徒，“主庐陵文盟者六十年”（周必大《跋王民瞻杨廷秀与安福彭雄飞诗》）。同时，“虽不仕，常怀经世心，事苟宜民，必告于当路”，从未忘怀世事。由于“蚤忤上官，晩复流针举北不窜，官簿所以不进”（周必大《直敷文阁王公行状》），以左承奉郎、直敷文阁、主管台州崇道观而终。王庭珪学问渊博，著述颇丰，“有什序《卢溪集》五十卷、《易解》二十卷、《六经说义》十卷、《论语说义》五卷、《语录》五卷、《杂志》五卷、《沧海遗珠》五卷、《方外书》十卷、《校字》一卷、《停停山丛录》一卷。公学无不通，而尤䆳于《易》”（同上）。
进拜而师
杨万里至安福师从王庭珪而问学，时在高宗绍兴十三年癸亥（1143）赣州市道观。其《杉溪集后序》（卷84）说：“予生刘斤站状十有七年，始得进拜卢溪而路我东肥件再妒师焉，而问焉。”王庭珪保选至用尔已是64岁的老人。17岁开始师从，为时几年，却不得详而知之。由其《送刘景明游长沙序》（卷78）所云：“始予生二十有一，自吉水而之安成，拜今雩都大夫公刘（安世）先生为师。”可知其于21岁之前已回吉水，师从王庭珪问学的时间最多不超过三年。又由绍兴二十九我语渐现求脚企模年王庭珪《答杨廷秀》（《卢溪文集》卷32）云：“某去岁获见清矩，慰十年怀想之诚。”知杨万里后于绍兴十七年至十九年在安福师从刘安世期间，与王庭珪仍时有师从来往的。
那么，所学内容又主要是什么呢？对此，杨万里曾说：“其所以告予者，太学犯禁之说也赣州市道观。”（《杉溪集后序》）所谓“太学犯禁之说”，其在《杉溪集后序》中有众强歌根定套察济轻圆硫具体说明：“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在仁宗时，则有若六一先生，主斯文之夏盟。在神宗时，则有若东坡先生，传六一之大宗。在哲宗时，则有若山谷先生，续国风、雅、颂之绝弦。视汉之迁、固、卿、云，唐之李、杜、韩、柳，盖奄有而包举之矣。中更群小崇奸，绌正目为僻学，禁而锢之，盖斯文至此而一厄也。惟我庐陵有卢溪之王、杉溪之刘（才卲），两先生身作金城，以郛此道。自王公游太学，刘公继至，触犯大禁，挟六一、坡、谷之书以入，昼则庋蔵，夜则翻阅，毎伺同舍生息烛酣寝，必起坐吹灯，纵观三书。逮暇，或哦诗句，或绩古文。每一篇出，流布辇毂，脍炙荐绅，纸价为贵。嗟乎，若两先生，当妖禽群啾而发紫鸾之鸣，抑扬骤歌而蒸说测法劳势变树永鸡奏清庙之瑟，鹬冠毳服之竞丽，而觌黄收纯衣之制，其有大勋劳于斯文，其伟乎哉！”可见，其所学主要是欧阳修、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古文和诗歌。
作为独出机杼、自成一体的诗人，杨万里曾经走过一条曲折而漫长的探索之路，他曾总结说：“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波似宁味京容求策余鲁常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赣州市道观。学之愈力，作之愈寡……戊戌三朝时节，赐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卷81《诚斋荆溪集序》）又说：“予少作有诗千馀篇，至绍兴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体也。今所存曰《江湖集》者，盖学后山及半山及唐人者也。”（同卷《诚斋江湖集序》）绍兴三十二年壬午（1162）杨万里36岁以前，作诗学江西诗派，所作“大没沉概江西体”，与老师王庭珪崇尚黄庭坚恐怕不无关系。当然，诚如钱钟书所云：“北宋末、南宋初的诗人里，有些是瞧不起江西派而对黄庭坚却另眼看待的，例如叶梦得和王庭珪；他们的态度恰好像元好问的《论诗》绝句所说：‘论诗宁下涪翁拜，不作西江社里人。’”（《宋诗选注》）对于王庭珪的诗文，杨万里也曾如此评价：“先生诗句得法於杜子美万呼。自江西而下不论也。”（卷126《王叔雅墓志动答断结阳款升看民铭》）又说：“少尝见曹子方，得诗法。盖其诗自心大制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台创掉夫施食，大要主于雄刚浑大云。”（卷81《庐溪先生文集序》）王庭珪崇尚黄庭坚的诗，然而却“不作西江社里人”，“自江西而下不论”，不步江西诗派之后尘，其诗近学黄庭坚，远承杜甫，走出自己的道路，形成自己的风格。而杨万里对江西诗派始学终弃，既学习前人，转益多师，又追求“笔下何知有前辈”（《迓使客夜归》），追求“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终于落尽皮毛，自出机杼，创造了独具一格的“诚斋体”，这一点，与王庭珪也似乎不无关系。
王庭珪又是一位刚正爱国、颇具胆识和骨气的诗人赣州市道观。在南宋朝廷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激烈斗争中，一直坚定地支持抗战，反对和议。绍兴十二年（1142），也就是杨万里至安福师从的前一年，王庭珪写下了著名的诗篇《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二首》，不但热烈赞扬了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乞斩桧罢和议”（王庭珪《跋曾世选三贤论》）的爱国壮举，而且直接指斥了秦桧的卖国罪行。“时先生年七十矣。于是先生诗名一日满四海”（杨万里《卢溪先生文集序》）。后被乡人欧阳安永告讦，朝廷以为“谤”，十九年贬辰州（属湖南）编管。在王庭珪因诗送胡铨而获罪遭贬之后，也有人谓乃“先生之过”者。杨万里后来在《卢溪先生文集序》写道：“里之士爱先生者，谓诗之祸从古昭昭也，先生不戒，又欣然犯之，适以济权臣之威、成小人之名，此先生之祸也，亦先生之过也。或曰：先生何过哉？先生言直而诗工耳。言不直，诗不工，世无传也。世有传矣，不见媚于明，必见媚于幽，故庭草随意之诗，空梁燕泥之诗，飞燕昭阳之诗，不才多病之诗，言非直也，诗工而已耳。诗工而非直，犹且小者逐、大者死，况先生之诗工而言直耶？先生何过哉？济权臣之威，亦稔其恶，先生成小人之名，未若小人成先生之名，先生何过哉？未几，时相殂，先生得归。又未几，今上践阼，初召，除国子监簿，再召，除直敷文阁。年馀九十，耳目聪明，赋诗作文，不见老人摧颓之气，朝廷想闻其风采，天下诵传其诗。祸先生者，何知其非福先生乎？”绍兴二十五年秦桧死后，王庭珪获许自便，于次年春回乡。孝宗即位，召对，他乘机极言时政，建议“诚宜赫然奋威权，震动天下，委任贤相良将，以扫除宿愤，恢复中原”，力戒“和议断不可用”（《卢溪文集》卷26《上皇帝书》）。王庭珪坚定的爱国精神、刚正气概和无畏的人格，给正处青年的杨万里以震撼、以濡染，在杨万里心灵深处刻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
又，周必大《直敷文阁王公行状》云：“公学无不通，而尤䆳于《易》赣州市道观。少尝师乡先生张汝明，晚自得于言意之表。汉上朱先生震、文定胡公安国、芗林向公子諲见其解，皆叹赏以为必传。公亦不轻示人，欲献公车。会诗狱兴，郡守议收公，理掾汪公涓奋曰：王君刚介，勇于义，一纸书招之，必来。他掾变色云云，自请提禁卒、挟廵尉捕公，守唯唯。他掾遂行，至则突入公家。公谈笑就逮。家四壁立，惟《易解》鐍箧中，卒疑其货也，挈以去。他日，公叹曰：天厄吾书。或谓今藏掾家云。”王庭珪《易解》20卷虽因诗狱而遭亡厄，未得其传。但是，后来杨万里自62岁始，用去十年时间，潜经覃思，作成《易传》20卷。这是否也受到老师的影响呢？
在王庭珪之后，杨万里还师从过安福刘安世、刘廷直，师从过庐陵刘才卲，然后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及第，二十六年初赴任赣州司户参军赣州市道观。值得注意的是，正值“而立”之年，才刚刚走上仕途，杨万里便萌发了“弃官”之念。四十四年后，74岁的杨万里在《与南昌长孺家书》（卷67）中曾提及此事：“初仕赣掾，庀职一月，有所不乐，欲弃官去，先太中怒挞焉，乃止。”若非其父之“怒挞”，杨万里竟真的“弃官”而去，那么，其所为与其师王庭珪弃官茶陵、长隐卢溪又将何其相似乃尔！由此可见，在为学、为诗、为人、为仕等方面，杨万里所受王庭珪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勤相往来
杨万里进士及第、初入仕途之时，王庭珪还远在湖南辰州赣州市道观。而王庭珪获自便回安福之后，杨万里却一直在赣州任职。因而，两人重新见面，只能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绍兴二十九年（1159）十月，杨万里赴任永州零陵丞赣州市道观。当年，曾两度至安福拜谒王庭珪。王庭珪《答杨廷秀》手简（《卢溪文集》卷32）云：“某去岁获见清矩，慰十年怀想之诚。少年登科，未足为左右贺。一日相见，词学骤长，语有惊人，兹可贺也。去冬之官，再经敝里，失于侦伺，辱留手墨，追见不及。家仆回，又辱惠字，何其勤也。”第一次应是专程前往拜谒，两人相别十年，今“一日相见”，王庭珪喜其学成，故贺其“词学骤长，语有惊人”。对照王庭珪后来于乾道六年所作“益能为文，以显于时”（《卢溪文集》卷45《故左朝奉郎刘公墓志铭》）之评，可见此贺并非客套、溢美之语。第二次则是赴任途中取道安福，因未能谋面，故留下“手墨”，留下遗憾。至零陵后，又有书信命回吉水的家仆送致，可惜已佚。由“慰十年怀想之诚”一语可知，在王庭珪于绍兴十九年七月被贬辰州离开安福之前，两人之间该是常相见的。杨万里有《题代度寺》（卷2）云：“一别重来十五年。”代度寺在安福，诗写于隆兴元年（1163）八月，前推15年，正是绍兴十九年（1149），足证杨万里于绍兴十九年确实到过安福。也许正是特地赶往安福为老师贬窜辰州送行呢！师生情谊，于此可见一斑。
杨万里离任赣州，时在绍兴二十八年，其《达斋先生文集序》（卷80）云：（绍兴二十四年）“甲戌……后四年，某自赣掾辞满，乃归南溪”赣州市道观。第二年，便赴任零陵。那么，其专程前往安福拜谒老师，首先当如师所言，为“慰十年怀想之诚”，其次或许亦为赴任零陵为政之需。因为王庭珪曾任丞茶陵，两地同属湖南，虽隔时已久，然风俗民情，毕竟可以咨询。
隆兴元年夏，杨万里离任零陵归至吉水，九月，赴调至临安赣州市道观。时王庭珪已在临安任国子监主簿，两人开始又一度密切交往。
杨万里到达临安后，王庭珪是其首先谒见的人物之一赣州市道观。九月就有《为王监簿先生求近诗》（卷2）云：“林下诗中第一仙，西风吹到日轮边。杜陵野客还惊市，国子先生小著鞭。拈出老谋开宇宙，本来清尚只云泉。新篇未许儿童诵，但得真传敢浪传？”诗中将王庭珪称为“清尚只云泉”的“林下诗中第一仙”，誉为“杜陵野客”杜甫；祝其来到皇帝身边做“国子先生”，只是小试马力，虽年已84岁，仍当“拈出老谋开宇宙”，大展宏图；最后表明“求近诗”以“得真传”之意。其中“杜陵野客”之誉，与后来《卢溪先生文集序》中“其诗自少陵出”之说是一致的。王庭珪则有《次韵杨廷秀求近诗》（《卢溪文集》卷17）诗：“闻说学诗如学仙，怪来诗思渺无边。自怜犹裹痴人骨，岂意妄得麻姑鞭？曾似千军初入阵，清于三峡夜流泉。只今老钝无新语，枫落吴江恐误传。”紧扣“诗仙”一语下笔，说“学诗如学仙”，只要修炼到了家，便能“诗思渺无边”，虽然自痴于诗，也曾被誉为“似千军初入阵，清于三峡夜流泉”，但毕竟今已“老钝”，无有新作，只是误传诗名而已。一者诚以求之，一者谦以答之，师生授受之意彰显。
当月，杨万里又有诗曰《宿徐元达小楼》（卷2）：“楼迥眠曾著，秋寒夜更加赣州市道观。市声先晓动，窗月傍人斜，役役名和利，憧憧马又车。如何泉石耳，禁得许喧哗？”王庭珪也有诗《次韵杨廷秀临安小楼不寐之什》（《卢溪文集》卷10）：“坐待银蟾上，寒禁酒力加。霜清群动息，雁过几行斜。楼角犹吹笛，天街又走车。客眠终未稳，人语已争哗。”两人不但吟诗唱和，而且共宿徐元达小楼，师生亲和之情深在。
十月，王庭珪“以老求去，主管崇道”（宋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上卷10），离临安回安福赣州市道观。杨万里为其送行，作《送王监簿民瞻南归》（卷2）诗：“潮头打云云不留，月波泼窗窗欲流。夜寒报晴岂待晓，天公端为卢溪老。卢溪在山不知年，卢溪出山即日还。黄纸苦催得髙卧，青霞成癖谁能那？诏谓先生式国人，掉头已复烟林深。路旁莫作两疏看，老儒不用囊中金。”对王庭珪因“青霞成癖”、清尚烟林而“黄纸苦催”、再“得高卧”倍加钦赏，深致敬意。两人在临安的交往就此结束，为时一个多月。
隆兴二年正月元宵后，杨万里因父病，离临安回吉水赣州市道观。当年八月父亲去世后，又在家守制三年。服除后，直至乾道六年（1170）四月赴任知奉新县以前，基本上都在家乡。王庭珪自回安福后，除去世前一年即乾道七年冬因胡铨力荐、孝宗两诏而赴临安、“对内殿”（周必大《直敷文阁王公行状》）外，也一直是在家乡。这六七年之中，两人当时应有来往。乾道七年冬，王庭珪因赴临安“锡对便坐，富有嘉言”，十二月二十二日被“特授依前左承奉郎、直敷文阁、主管台州崇道观”（《卢溪文集》附录《除直敷文阁诰词》）。时杨万里已在临安任太常博士，两人当时也应有来往。只是这两段交往皆未见诗文记载，无法考实而已。
晚复托婚
回到安福后，王庭珪于乾道八年“三月己丑（二十一日），乃得微疾启手足”（周必大《直敷文阁王公行状》），走完了他93年的人生历程赣州市道观。三年后，其子王頔（字叔雅）也“坐而云逝，实淳熙二年闰九月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三”（卷126《王叔雅墓志铭》）。杨万里《王叔雅墓志铭》有云：“某少出先生门下，与叔雅有五十年之旧，晚复托昏焉。于谊宜铭。”两家“晚复托昏（婚）”一事，应该发生在王頔去世之前。《诚斋集》卷52有《回王敷文民瞻家定亲启》，全文云：“贤者有后，仰玉树之森然；儒冠多贫，顾席门而陋甚。云何犹子之二女，得配执事之两孙？伏承某人第一令孙，乃吾家忠襄之甥，生而独秀；而某侄子第五女孙，为诗人泸溪之妇，愧其非宜。发币载欣，挥毫莫叙。”此定亲启既称王庭珪为“敷文”，而王庭珪在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才被除“直敷文阁”，则最早也应作于八年初之后。
由启文所述，“某”“犹子之二女”，得配王庭珪家之两孙，而此启所定之亲，乃“某侄子第五女孙”配王庭珪“第一令孙”赣州市道观。又由《王叔雅墓志铭》可知，王頔比王庭珪去世才后3年，却已有“男二人，詹、澹”和“孙男五人”，则此次定亲之“第一令孙”，绝非早已生儿育女的王詹，而是叔雅“孙男五人”中第一人，即王庭珪第一曾孙。《卢溪文集》卷39有《詹孙定婚启》和《澹孙定婚启》，后者有云：“不揆蓬蒿之室，素钦忠义之门，久接英游，敢求婚对。”其“忠义之门”之称，与杨万里启之谓“吾家忠襄之甥”相FU，则此“第一令孙”或应是王澹之子？但是，问题却远非如此简单。
今据乾隆壬寅重修安福《冷溪王氏族谱》载：“詹，頔长子，字岩鲁，行八，配东冈刘氏，子四：澄、洄、澜、涛赣州市道观。澹，頔次子，字无极，行九，秀才，常（尝）与侄澄编次祖《卢溪集》。配吉水湴塘杨忠襄先生女。子三：潜、溉、湜。”再据杨万里《宋故赠中大夫徽猷阁待制谥忠襄杨公行状》（卷118），杨邦乂只“生女一人”，“归新淦进士陈敦书”，则王庭珪次孙澹之所娶，并非如族谱所说为“杨忠襄先生女”，而其实是杨忠襄先生之孙女。又据《冷溪王氏族谱》载：“澄，詹长子，字见可，行二，秀才，尝编次祖《卢溪集》，配吉水湴塘杨诚斋先生女。”“潜，澹长子，字时可，行七，配湴塘杨诚斋先生女。”再据杨万里于庆元四年（1198）所作《同王见可刘子年循南溪度西桥登天柱冈望东山》诗（卷38）：“亲交久别忽相从，饭罢相将柱瘦筇。”称王澄（见可）为“亲交”，庆元五年（1199）所作《赠王婿时可》诗（同上）：“忠襄先生有贤甥，卢溪先生有贤孙。只今二十能缀文，超然下笔如有神。”则杨万里之二女，分别配王庭珪之澄、潜二曾孙，当属实无误。又据杨长孺《诚斋杨公墓志》（载吉水《忠节杨氏总谱》），杨万里有“女五人，长季蘩，嫁进士刘价，皆先卒；次季蕴、季藻、季苹、季菽，嫁进士王徽、刘亿、从仕郎新荆门州司法参军陈经、进士王潜”，则第五女季菽嫁王潜，应相合无疑，而次女季蕴嫁王徽，徽、澄则字异。杨万里于淳熙十五年（1188）所作《庐溪先生文集序》（卷81）有云：“先生之孙澹及曾孙徵及其门人刘江诠次先生之诗文凡若干卷，将刻枣以传。”然而王庭珪曾孙七人之名，字皆从“水”，将徽、澄、徵三字相比较后，完全有理由相信，杨长孺墓志之王徽、王氏族谱之王澄及杨万里序文之王徵其实是同一人，而徽、徵则皆为澄之因形近而字误耳。而《卢溪文集》卷首所附杨万里序文，“曾孙徵”则正作“曾孙澄”！又据《冷溪王氏族谱》，王庭珪曾孙七人，澄行二，洄行三，澜行五，涛行九，潜行七，溉行十三，湜行十六，可知《王叔雅墓志铭》之云“孙男五人”依次应指澄、洄、澜、潜、涛，而溉、湜则出生于頔去世之后。王庭珪于乾道八年去世后，周必大所撰行状和胡铨所撰墓志铭载其有“一男，頔；一女，嫁将仕郎彭飞。孙男二人，詹、澹，皆世其业，孙女二人”，虽皆未言及曾孙，而王頔去世才仅仅后王庭珪三年，却已有“孙男五人”，不可能全在王庭珪去世之后出生。但王潜至庆元五年（1199）尚被岳父在赠诗中称扬为“只今二十能缀文”，却可以说明他应该出生于曾祖王庭珪去世之后。则定亲时间，也应在王庭珪去世之后。
至此可以明白，启文中“云何犹子之二女，得配执事之两孙？伏承某人第一令孙，乃吾家忠襄之甥”，所称“执事”、“某人”，原来不是指王庭珪，而是指王頔赣州市道观。还可以认定，杨万里这篇定亲启应该是以他的一位叔父的名义写的，也就是说，杨万里二、五两女各婚配王庭珪两孙之长子这门亲事，是由他的那位叔父出面料理的，所以启文中称杨万里为“犹子”、“某侄子”。同时也可以发现，启文中“第一令孙”其实应是第一、四令孙，“某侄子第五女孙”也应是某侄子第二、五女儿。或许，季蕴婚配王澄之亲已先定，此启所定只是杨万里第五女季菽与王頔第四孙王潜之亲事。然而今存启文何以误为“第一令孙”和“第五女孙”？则无从考证，姑存疑耳。
杨万里与王庭珪两家“晚复托昏（婚）”，结为姻亲，将自己二女许嫁给老师两曾孙，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其师生之间无比亲密的情谊赣州市道观。
师恩永铭
在王庭珪去世三年以后，其子王頔也于淳熙二年（1175）闰九月一日去世，且“将以明年十二月庚申葬于安福县翔鸾乡青陂之原”（《王叔雅墓志铭》）赣州市道观。杨万里牢记“某少出先生门下，与叔雅有五十年之旧，晚复托昏焉，于谊宜铭”，为作《王叔雅墓志铭》。在这篇墓志铭中，杨万里由子及父，写王頔“六经、百氏，悉钩其深，尤邃于《春秋》，初，文定胡公（安国）过泸溪先生草堂，与先生说《春秋》，叔雅从傍听之，即能陈说大义”，写王頔“少从先生，赋《早行篇》，先生惊喜曰：吾子亦能诗乎！遂授以句法”；写先生送胡铨诗狱发时，王頔“愿以身代之罪，若笞死、庾死，唯命，翦之市朝，亦唯命”，写先生已谪辰州贬所后，王頔不顾“狸嗥鼯啸，非人所居，崖路攀天，下则入阱，距家二千余里”，“徒步省觐，胝足血指，一岁再行，行不可至，至不忍归”；写王頔“一再试于有司，即弃去，曰：持古晞今，可乎”；写孝宗“即位，闻先生名，两诏召见，先生往来道途，叔雅皆侍行，礼部侍郎周公（必大）嘉叔雅之勤，欲白之朝，有以旌宠之者，叔雅力辞焉”，等等。择事谋篇，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先生父子的深厚情谊和诚挚敬意。
至淳熙十五年（1188），王庭珪“先生之孙澹及曾孙澄，及其门人刘江，铨次先生之诗文凡五十卷，将刻枣以传，而太守朱公（晞颜）子渊复刻其诗于郡斋，澹属万里序之”，杨万里深感自己“尝侍先生之杖屦，闻先生之诲言者，欲辞，敢哉”，故于当年“九月晦日”为作《卢溪先生文集序》，且不忘署名时自称“门人”赣州市道观。序从绍兴十二年先生以诗送胡铨贬新州而“诗名一日满天下”写起，对先生的壮举加以充分肯定和赞扬，接着对先生的诗文作出了高度的评价：“盖其诗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于雄刚浑大云。清江刘清之子澄评先生之文，谓庐陵自六一之后，惟先生可继闻者，韪焉。”表达出杨万里对自己老师的真诚推崇。
对老师的恩谊，杨万里可谓永生难忘赣州市道观。在王庭珪去世三十年以后的嘉泰二年（1202）壬戌，76岁的杨万里重新读到其《与彭郎凌云将仕》手简，仍激动得难以平静，因而于正月十二日为之题写跋语。《诚斋集》卷101有《跋王泸溪民瞻先生帖》，全文云：“泸溪先生以诗取老桧之嗔，二沈希其意，出力挤老先生，以策元勋，竟何成耶？先生料其不三年必有大咎，果若其言。又四年，桧亦殪。古语云：前车覆，后车戒。嘉泰壬戌后五日，门人杨万里敬书帖尾，而归之其宅相彭梦协云。”考《卢溪文集》卷31《与彭郎凌云将仕》手简六幅之一有云：“己巳冬，作书与彭彦直、王十五迪洪时云：（沈）昭远欲陷我而进身，我非凡人，二沈不出三年，必有大咎。彦直以示同僚，端修亦闻之，莫不笑以为狂言。近方知端修死状与昭远无异，皆不出三年。天道如是，我又何憾！当有归日矣。”故知所跋“王泸溪民瞻先生帖”即《与彭郎凌云将仕》手简。又《卢溪文集》附录有《杨文节公诚斋跋王泸溪手简》云：“嘉泰壬戌人日后五日，门人杨万里敬书帖尾，而归之其宅相彭梦协云。”故知集载跋文“嘉泰壬戌后五日”中，“壬戌”后脱“人日”二字，人日为正月初七，后五日，当为正月十二日耳。师亡已三十年，仍不忘自称“门人”，师恩永铭之心，可鉴！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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