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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探南京大钟亭大铜钟的由来:高安市道观

admin    2022-11-30    120

一张外国水兵在神龛前的老照片,由于清晰度较差,照片中的内景范围小,很难看出照片的拍摄地点,开始没太注意,只是殿内的楹联中的下联可辨认出“…… 悬置我来好事要闻建业暮天声”高安市道观。引起了我的好奇。(图01)

经查阅,此诗是晚清江宁布政使许振袆(字 仙屏)为南京大钟亭(注:下文中凡“大钟”皆指“南京大钟亭的大钟”)所作高安市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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楹联全文:

五百载山土尘钟高安市道观,物久传讹,竟作景阳遗器考;

四万斛江楼悬置,我来好事,要闻建业暮天声高安市道观。

许振袆,江西奉新(今江西奉新县高安市北)赤田镇高冈村人,字 仙屏高安市道观。拔贡生,清同治二年(1863年)进士。他与曾国藩为师生关系,早在1853年便用辟置方式,以内阁中书的身份,进入曾国藩幕府,专为曾氏“襄军事、治宦书、起信稿、任书启”,深得曾国藩信赖,直到1869年朝廷有重用,才离开曾幕府(见《曾国藩幕府全体成员总表》)。

许振祎登第后,1865年(清同治四年)授编修,充国史馆协修高安市道观。1871年出任陕甘学政,曾恢复岁科。1876年(清光绪二年)回京充国史馆纂修,英武殿纂修等。1882年任河南彰、卫、怀道。1885年,任河南按察使。次年,迁江宁布政使。1888年徐淮地区淹,筹赈济,借公帑贷民耕种,又维扬里下河堤防。1890年任东河河道总督。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迁广东巡抚。禁止闱姓赌博,建言停厘捐,节用民力。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奉调入京。不久,乞假归养。次年。逝于家。

许振祎在曾国藩幕府共有十六年,几乎历经了太平天国战争的整个过程高安市道观。特别目睹了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对南京在太平天国之乱中遭受的巨大破坏,深有感触。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至十六年(1890年)任江宁布政使期间,积极致力于恢复重建本地的名胜古迹。其中“起卧钟,建钟亭”就是一例。

据陈作霖《炳烛里谈》光绪十五年(1889年)载:“许仙屏方伯振祎,用西洋机器引而植之,作大亭以悬焉高安市道观。”。

王孝煃(字东培)(1875年—1947年)在《乡饮脍谈》曾记载:“……大钟是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铸造的,原有钟楼,后来,楼毁了,钟也仆倒在地上,埋于尘土之中,长达数百年高安市道观。许氏重建钟楼三楹,并题写对联曰:五百载山土尘钟,物久传讹,竟作景阳遗器考;四万斛江楼悬置,我来好事,要闻建业暮天声。”

史载证明图01照片是在南京“大钟亭”内所拍高安市道观。如果我们走进今天的“大钟亭公园”内看看“钟亭”,会发现“亭”内不可能有照片中的空间。

原来,所谓的“大钟亭”指的是除悬挂大钟的亭本身之外,还有其它建筑,从照片看图中背景,是佛主释迦摩尼像高安市道观。佛主像一般供奉在“大殿”内,而这座大殿今已不见。

走进大钟亭,了解大钟亭的历史,了解大钟亭当初的布局,更想了解南京大钟的历史是每位游者的心愿高安市道观。

关于大钟亭大钟的由来高安市道观,大钟铸造的时间,大钟亭建造的时间……南京的专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说大钟来自原来鼓楼前;

有说大钟来自“金川门”;

有的推想大钟来自某个“寺观”;

有人把大钟亭建造的时间说成是明初高安市道观,甚至更早

我们先了解一下南京钟、鼓楼的历史高安市道观。

从【明】《洪武京城图志》(图02、图03、图04)和【清】《天京府城图》(1875年)(图05)可以看出明初南京建都时的钟鼓楼是建在一处“黄土岗”上的两个楼高安市道观。

清朝时可能钟楼废弃,将报时用的钟移到鼓楼,将钟、鼓合并为一楼(参看图05)高安市道观。如果大钟亭的大钟是原鼓楼附近的“大钟”(位于鼓楼的西边),江宁布政使许振袆修复时完全可以在原地建造,何况当时鼓楼的黄土阜丘上很荒芜,有足够的地方建造(图06。南京鼓楼1879年)。

金川门在南京的城门中算不上重要之门高安市道观,为何要悬此“大钟”?

即使其它城门也未曾听说悬挂“大钟”的记载;何况金川门离“大钟亭”距离不近,要把这个重达二十三吨的庞然大物移动那么远也不是易事(图07《江宁府城图》1899年高安市道观。绘图者Gaillard Louis)。

从大钟上铸有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九月吉日铸” 铭文看(关于大钟铭文的铸造日期,有多版本,我选择相对靠谱的),可以断定:大钟不可能是明初南京钟楼上最早的“打更报时”用的“禁钟”高安市道观。因为中国古代建钟楼采用的是“先铸钟后建楼”的建筑技术,而南京钟楼建造的时间和鼓楼同为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不可能先盖楼再铸钟。

因此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南京建钟楼时,楼上必须悬挂明京城钟楼上的第一座“禁钟”高安市道观。

根据文献记载明初南京钟楼至少先后铸有四座钟,分别为洪武十五年(1382年)、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这三个时间皆依据《南都察院志》)和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太祖实录》卷162)铸造高安市道观。唯独未见大钟亭大钟铸造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的记载。因此从史料记载的南京钟楼“禁钟”的时间看,大钟亭内的大钟似乎不是“禁钟”。

认为“大钟是僧寺道观所铸”,目前还缺少依据:如为寺观所铸,一般在钟上都铸有寺观名和捐赠人的名字高安市道观。至今为止,未见有人提到钟身表面除铸造日期以外的其它铭文。

根据史载大钟铸造时间和建楼时间不对,可以推想:大钟亭的大钟可能不是钟楼的“禁钟”,起码不是第一座“禁钟”,也不大可能来自“钟鼓同楼黄土岗”(参看图05)的废钟,至今为止在有关南京鼓楼的史料中,没有文字说明鼓楼旁有废弃不用的钟高安市道观。

从现有史载文字,都提到江宁布政使许振袆“西洋机器引而植之”高安市道观。文字上一个“引”说明大钟是从别处移来的,不是原地就有的。另外,查阅有关文载史迹:“大钟亭”所在的位置也是黄土岗(图08。《陆师学堂新测金陵省全图》- 1909年),那里从未有过重要的寺观。因此大钟是原地建亭的说法也被否定了。

那么,寻求南京大钟亭内大钟的由来又回到了原点高安市道观。

前面已提到悬挂大钟的亭内没有挂楹联,香案,神龛的空间,而建造者肯定要把自己写的东西挂在最主要的建筑内,从老照片可以得知:江宁布政使许振袆修亭悬钟时新建的是一个完整的院落:有山门、大钟亭,钟亭院东西配殿,大殿、二殿等建筑组成,并筑有围墙(为叙述方便,后将整个院落称之为“大钟寺”)高安市道观。而“大钟亭”只是“大钟寺”内的一座建筑。在这样的院落里最重要的是“大殿”,我们不妨从大钟寺大殿内的楹联内容寻找突破:许振袆可能就是在鼓楼黄土岗附近(也可能就在原钟楼遗址,钟、鼓楼之间相距一百多米),见到了倒卧在地、被“山土”“尘埋”、已有“五百年历史”的古钟。物久景异,物在人非,以讹传讹,以误再误,一座“明朝洪武年间铸造”的铜钟,被当地人误传为南朝时皇宫里“景阳楼”的遗物。许振袆自谦“爱多管闲事”,把这座重达“四万斛”的钟悬挂在新建“江楼”内。江楼一般指江边、水边之楼。这里重建不只是那座悬挂大钟的“亭”,还要达到“江楼”的标准和功能,形成独立的院落,这个院落应该有其名称,如“大钟寺”或“大钟亭寺”(图09:1923年-1924年、图10:1923年-1924年、图11)。

图12是依据老照片所绘大钟寺平面示意图高安市道观。从现存老照片可见山门门额上方有“名匾”,可惜文字不辨。这处建在高岗之上的“寺”因其东边山脚有一片水面(参看图08和图13),也能“俯视”,与“江楼观景”同效。“起钟建亭”只想体验一下南朝齐武帝( 483 年- 493 年)时(图14),为使宫中都能听见报时声,便在景阳楼内悬一口大铜钟,傍晚报时敲钟的“天籁之声”。楹联作者许振袆在这里只是用了这个“典故”。

许振袆的楹联告诉我们大钟有五百年历史,并非南朝旧物高安市道观。大钟倒卧很久,被山土尘掩。他新建“江楼植钟”,点出他不是在原“钟楼遗址”建楼,否则在遗址上不管建成什么样,世人都会与“钟楼”联想。“囊中羞涩”的许振袆很清楚这个道理,于是选择了离原钟楼遗址不远的一个土岗建座“江楼”,一为“悬钟”报时,二为“幽古”观景。

今天我们只能在老照片中欣赏许振袆修建的“大钟寺”,虽说大钟依在(图15、图16),今天的大钟亭公园也非原“大钟寺”的模样,许振袆的楹联也被人忘却,因此大钟的身世由来依然是人们关注的话题高安市道观。

许振袆的楹联给了我们启示:大钟是从尘掩的地方来的,择地悬钟,只为报时高安市道观。我们可否把这句话作引申理解:大钟原是钟楼的报时钟。

我们看看今天大钟亭里的大钟到底是什么样子(图17、图18):南京大钟亭的大钟为青铜质,高4.27米,口径2.29米,底边厚0.17米,重约23吨高安市道观。顶部凸铸莲瓣纹一周,提梁上有云纹和波浪纹。钟上铭文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九月吉日铸”(文载照录。待考实物照片)。

看到南京的大钟,不由让我想起北京钟楼上的大钟(图19、图20),再看看尺寸数据:铜钟高5.4米,直径3.4米,体厚O.27米,重约42吨(图21、图22、图23)高安市道观。

通过北京钟楼上的铜钟和南京大钟寺里的铜钟比较(图24),不难发现两座钟的尺寸和重量都不在一个级别上高安市道观。据史料记载: 北京钟楼上的铜钟虽说也铸造于明永乐年间,其实是第二个“报时钟”,在此之前曾有一座铁钟,铸造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高约4.2米、直径2.4米、体厚0.17米,重约25吨,后因其声音不够洪亮,被后铸铜钟替换下来,将其放置于钟楼墙外(图25、图26),1983年才移置于北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内,建亭安置保存(图27)。

仔细观察比较明洪武时期南京铸造的大钟亭铜钟和北京永乐时期铸造的铁钟,两钟都有一个特点:体型硕大,造型相似,尺寸接近高安市道观。钟身饰有两组四幅四出方形阳纹,钟腰有数圈凸旋纹。如果肯定永乐铁钟是安放在北京钟楼上用作报时的“禁钟”,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南京大钟亭的洪武铜钟就是南京钟楼上报时用的“禁钟”。

为什么南京大钟寺的铸造时间有点乱,我从北京的永乐铜、铁“禁钟”的铭文中找到了解释(图28):铁钟的铭文是“大明永乐 年 月 吉日制”;铜钟的铭文是“大明永乐 年 月吉日制”高安市道观。两个铜钟的铭文完全一样,铸造的时间都空了出来。那么南京的大钟上的铭文可能也是这样。而人们推断的准确时间可能是依据不同的史籍记载(纯粹是自己推想),因此出现南京大钟铸造时间的混乱。(南京大钟上的铭文还亟待南京专家提供实物照片加以证实。)

大钟倒卧可以因钟体过大过重不挂立,而城府报时打更一时一刻不可无高安市道观。

南京的大钟铸造时不排除之前曾有钟,后被替换;也不排除大钟制造后,因修建低规格的钟楼,把此大钟换下,换成小钟;小钟楼后在战乱中倒塌,小钟损毁或被砸碎融化另作他用高安市道观。由于大钟制作精良,钟体厚实坚固,一般人很难把它破毁掉。如果是带有国家色彩的“大钟”,非改朝换代,一般人是不敢动“国钟”的。有明一代,南京为留都,作为代表象征含义的“大钟”很可能一直悬挂在“钟楼”上。而清军打入南京时曾经火烧屠城,满人在北京建清王朝十几年后,有洋人途经南京记录下“满目疮痍,市场萧条,入夜宵禁,不见灯火”的印象。我认为: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史载清康熙年钟楼倒塌,大钟坠地,成了“卧钟”是有道理的。这座大钟一卧就是二百三十多年,直到清末江宁布政使许振祎,将其移走,择地安置。

这么长时间的“尘与土”足以“掩”大钟,因钟楼原本就建在通往“金川门”的大道上,出钟楼向北,当时多为荒丘野岗,农田菜地,少有人家,地标性建筑不多,比较起眼的只有一个牌楼,两座庙,三小桥高安市道观。而对于进出金川门的路人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这座“卧钟”了。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南京成了洋人的通商口岸,“鼓楼”附近已有“洋人”陆续“买地建馆”高安市道观。洋人来多了,不免会有人发现这口“卧钟”,这座卧钟也一定会被摄入洋人的镜头。

我从北京永乐铁“卧钟”高安市道观,想象南京钟楼“卧钟”一定是倒卧在荒凉的山丘上,四周极少人家和建筑,卧钟旁多为原钟楼倒塌后残留的无用碎砖破瓦……

我终于在一家拍卖公司看到这张照片,照片标注为“南京 - 郊区 - 卧钟 1890年”(图29)高安市道观。图中的卧钟硕大瘦长,钟口内收无外翻,钟沿呈波形,钟钮式样,钟身四出方凸纹饰,具有典型的明朝铸造特征,从“卧钟”的高长与旁边的成人比例接近大钟的尺寸(高4.27米、口径2.29米、底边厚0.17米、重约23000千克,)。

照片中的卧钟与今天南京大钟亭里的“大钟”(主要依据照片)经细部比较,相似点太多高安市道观。

图29中的卧钟依据其尺寸,形状,纹饰以及四周环境,我认为南京大钟亭内的大钟可能是原明朝钟楼上的“禁钟”,即使史料记载中查找不到该大钟的铸造时间高安市道观。清初钟楼经历战火,长期缺乏维护和修缮,清康熙初年,因楼倒塌,铜钟坠地,倒卧岗道。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江宁布政使许振袆起卧钟置钟亭。

文章写到这里可以结束了高安市道观。不过读者可能还会有疑点。

1. 江宁布政使许振袆为什么不在原地建“钟亭”:

理由可能有三:

一是原钟楼遗址已划给“洋人”,不能在上面新建;二是无财力在原地建一个和“鼓楼”相配的钟楼高安市道观。

三是政治原因,因避嫌不敢在原址恢复代表前王朝的“国钟”高安市道观。

清朝期间汉人在满族皇帝眼里就是奴才,防止汉人造反贯穿各代皇帝,对恢复修建明朝的建筑比较忌惮高安市道观。何况是代表明王朝政权代表的“禁钟”。明明是大明朝的“国钟”,许振祎“起卧钟,建钟亭”时,特别注意不要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从太平天国天京失守,清政府重新管辖南京后,重修的鼓楼的实际情况看(参看图06),两江总督修建鼓楼且如此“拮据”,江宁府的财力实在有限,无力重建可以与鼓楼相配的钟楼高安市道观。从重修后的大钟亭可以发现,如果没有采用“洋式”的“钢梁铁架”去支持悬挂大钟,而依照传统的圆木榫卯,斜撑十字分力建支撑架,那座小亭子根本装不下支撑大钟的木架,也承载不了大钟的重量,而且造价会更高。

综合以上因素,迁址新建更好些高安市道观。

2. 图29照片原标注拍摄时间为1890年,而江宁布政使许振袆“移钟建亭”的时间为光绪十五年,即1889年高安市道观。从表面看时间上是有一年的差别。中国人用的是农历记事,西方人用的西历。如果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冬月或腊月很可能在阳历的1890年。

附:《游金陵大钟亭有感》(图30)

本文原载于2015年3月10日新浪博客“枫影斜渡”试探南京大钟亭大铜钟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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