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边祭奠宠物:滴血的大朝代：1368-1398的政治困局与人性解读（2）
3.北伐：没有远定边祭奠宠物，只有更远
那时盛夏已过，秋意渐浓，玄武湖的荷花早就收起了她的艳光定边祭奠宠物。难得放松的朱元璋这一天和朱升、刘基在湖边坐了很久，他们谈话的主题只有一个——拿下元大都，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战场上的胶着状态这时候已经被朱元璋完全打破，南北大局基本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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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消灭陈友谅、张士诚之后，朱元璋已领有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江苏等地盘，这几个地方是当时中国最为富庶之地定边祭奠宠物。朱元璋已成为各路军阀中实力最为强大的一支地方势力，兵多将广，钱多粮足。虽然南方还有一些不甘受他牵制的军事力量，北方还有所谓的蒙元政权，但已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他前进的步伐。
对于朱元璋来说，这时候的南征已经失去意义了定边祭奠宠物。消灭南方陈友定（陈友谅的弟弟）、方国珍、明升（明玉珍之子）等地方势力，已经不需要太多的军事力量。他现在所要做的，就是集中一切优势兵力向北挺进。
朱元璋在任命领军统帅时，刻意做了安排定边祭奠宠物。他将自己最重要的两员将领徐达、常遇春派往北方，将实力相对逊色的汤和、吴针派往南方。
尽管形势如此之好，可朱元璋始终不敢掉以轻心，每前进一步，他都要经过周密策划定边祭奠宠物。北伐中原之前，朱元璋曾经与刘基等人仔细商定作战计划。在讨论如何北伐时，朱元璋开始寻求新的解决模式。谋臣刘基和开平王常遇春提出，军队这时候应该长驱直入，直捣蒙元大都。而朱元璋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将进攻的目标直接锁定元大都，风险实在太高。
北京是上百年的都城，防御工事坚固难摧，非一般豆腐渣城池可比定边祭奠宠物。如果明军直抵城下，一时半会儿攻不下来，后边的军队补给又跟不上，那么等到元朝的援军赶到，朱元璋的军队将会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在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朱元璋宁可多做十倍的努力，也不愿增加十分之一的风险，他在这时候选择的是一种更为稳妥的方式。
朱元璋提出的“稳扎稳打，渐次推进”的北伐战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首攻山东，继攻河南，占据潼关，撤大都之屏蔽；第二阶段，攻取河北及大都；第三阶段，由大都南下攻取山西，西掠陕甘，完成北方之一统定边祭奠宠物。
按照朱元璋的战略部署，先夺取山东、河南，控制潼关，堵住甘陕方面元军自西向东的通道；等到中原形势明朗之后，元大都将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定边祭奠宠物。到那时候，再围而攻之是最好的时机。攻下元大都后不要再继续向北挺进，而是掉转进攻方向，一路向西，拿下关陇之地。
朱元璋的这条进攻路线并不是他的率性而为，而是沿着中华帝国的农业区展开定边祭奠宠物。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就连最为拙劣的将领也懂得这个道理，朱元璋又怎能不晓。如果按照他所制定的稳扎稳打的作战方式，蒙元皇帝极有可能会放弃北京这座孤城，遁入茫茫的北方草原，从哪里来，再回到哪里去。
当时的元朝还保有相当的军事实力，不过他们并没有将剩下的军事实力用在朱元璋和其他小股叛乱之军身上定边祭奠宠物。蒙元的领军者们正忙于争权夺利，自相残杀，他们没有联合起来对付北伐军。朱元璋的军事部署是为了能够将北伐的风险性降到最小，即使成本大大增加。
其实这时候元军的总兵力非但不弱，而且还很强大定边祭奠宠物。可惜的是，蒙古铁骑的刀锋并没有架在朱元璋的脖子上。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们这时候居然将仅剩的力气用在了权力内耗上，分属的几个军事集团互相看不上眼，相互拆台。如此一来，就给了朱元璋各个击破的机会。
朱元璋派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二十五万军队，由淮水直下运河，北取中原定边祭奠宠物。徐达长于谋略，谋定而后动；常遇春冲锋陷阵，长于恶战大仗。从战略上来说，徐达能够忠实地执行朱元璋的军事战略并将其付诸实施，然后再由常遇春、冯胜等将领攻城略地。
徐达、常遇春领军北进，一路之上，势如破竹定边祭奠宠物。明军主力由连通江淮的京杭大运河北上，仅用四个多月的时间就攻下山东，为北伐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形势。明军以济宁为进攻河南的基地，减小了后勤线的长度。元军是高度机动的骑兵，抄袭敌军的粮道是他们的惯常伎俩。而明军把运河作为后勤动脉是建立在水师的强大实力上的。
徐达的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也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拿下河南开封定边祭奠宠物。接着在塔儿湾大败五万元军，然后分兵前去攻占潼关，夺取华州，然后乘势北上，直捣元大都（北京）。
洪武元年（1368年）初，朱元璋的军队又相继占领山东、河南，并开始着手进攻元大都定边祭奠宠物。两个月后，朱元璋从应天（南京）出发，让李善长和刘基留守京师。经过二十六天的星夜赶路，抵达汴梁，并将汴梁改名为开封。
曾经是王朝都城的开封如今宫宇颓圮、铜驼荆棘，昔日的繁华早已淹没于荒烟蔓草之中定边祭奠宠物。江山易主，又怎不让人生出黍离之悲？
朱元璋不敢耽误北伐的时机，刚到开封就召集徐达、常遇春和冯胜等将领商讨战略定边祭奠宠物。冯胜也是安徽定远人，他在平定河南和潼关的战斗中是徐达和常遇春的助手。徐达陪着朱元璋花了三天时间研究北伐计划。可以说，作战计划完全是按照朱元璋的意思制订的。他在开封一直逗留了三个多月，不是他不相信那些将领，而是他希望能够用最小的牺牲换取利益的最大化。
在敲定北伐计划的同时，朱元璋又命令浙江、江西和江南诸城市备粮三百万担来支持北伐战争定边祭奠宠物。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万一与蒙古人处于战争的胶着状态，军粮的供给将直接决定成败。
安排完一切，当朱元璋准备返回南京时，徐达在开封又见了他最后一面定边祭奠宠物。朱元璋对于大都城破之日如何对待大都百姓的问题做了指示。这时候，徐达向他请示，如果蒙元政权撤出大都向草原北遁，明军要继续追击，以免为将来留下祸端。随后，徐达离开开封，率军北上。
在当时的形势下，朱元璋认为必须乘势迅速攻取大都，以防止扩廓帖木儿（王保保）与李思齐联手向自己发起攻击定边祭奠宠物。所以当徐达提出“进师之日，恐其（顺帝）北奔”的意见时。朱元璋虽然同意了他的观点，但是并没有下达决战紫禁之巅的命令。他有意为元顺帝北遁留出一条去路，将其放逐塞外，以减少抵抗。
对于中华地区的人来说，攻占大都，便宣告了元朝的覆亡定边祭奠宠物。等到新的政权稳定下来，然后再腾出手来扫灭各地残敌。如果元朝皇帝北遁一头扎进无边无际的草原，徐达所率领的军队将无法深入草原腹地将其剿灭，毕竟那里才是蒙古人的天堂。
朱元璋对战争结束后，元主北逃的结果已经有了一定的预见定边祭奠宠物。他北伐的主要目的是夺取蒙元的统治区域，然后在长城沿线附近形成两个互相防范和敌对的政权。之所以他能接受这样一个结果，是因为他清楚，北遁的蒙元残余力量大势已去，想要卷土重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所能做的就是固守长城边塞，防止北元军队向南侵扰。
对于明军来说，将蒙古人赶出中原地区，赶回草原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放虎归山定边祭奠宠物。在长城以南，明军暂时还没有能力消灭蒙元政权的残余势力。元朝皇帝遁回草原后，将有可能会组织军队与朱元璋开创的新政权展开长期对峙。虽然朱元璋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一路向北，深入北元腹地，将对方的残余势力全部消灭，但是他并不希望自己的军队在地形不熟、作战方式不利的情况下与对手搏杀。他还是希望通过政治上招降和军事上积极防御的两手策略，来实现自家王朝的统一大业。
洪武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徐达率领的明军攻克通州，至此，元大都已经直接暴露在明军面前了定边祭奠宠物。徐达派出的哨兵抵达燕都城下，连一个敌兵的影子也没有看见，城上亦无旗帜，疑有伏兵而回。明军在野外前后等了五天，并没有元军出大都城来接战，统帅徐达只好做出攻城的决定。
让人想不到的是：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攻，最后却失去了目标定边祭奠宠物。自八月二日清晨开始，大都城外响彻了一夜的炮声就零落下来，取而代之的是纷乱的马蹄声。苍茫的天地之间，这座孤悬北方的城池被攻破了。来不及逃奔的蒙元守军在做着最后的挣扎，无情的箭矢将他们从城墙上射落，他们的身体犹如秋风落叶一般纷纷坠落。曾经雄视天下的元朝皇帝知道孤城难守，早在徐达攻城的前一天便带着他的后妃、太子弃城而出，一路逃向漠北。
成吉思汗的子孙再也无法像他的先祖那样，将雪亮的蒙古刀插进欧亚大陆的腹地定边祭奠宠物。城头变幻大王旗，他们将最后的马蹄声留在了元大都的上空。元朝皇帝明智地放弃了他们长达九十七年的中原统治，汉人失去近百年的政权终于又回来了。九重宫殿，以不变应万变的姿态，漠然注视着英雄们的匆匆过场，注视着世道的纷乱无常。
收到徐达的北伐军队向蒙元腹地挺进的消息时，朱元璋知道，自己登上权力巅峰的时机已经瓜熟蒂落定边祭奠宠物。虽然这时元顺帝还没有退位，但决胜天下的最后时刻已经全面来临。
谁都清楚，军队对于一个政权、一个皇帝的重要性定边祭奠宠物。如果朱元璋的军队这时候能够将长城以南的蒙元军队吃掉，那个所谓的“元顺帝”也就形同虚设。就在这时，朱元璋向徐达和常遇春发出指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蒙元最后的有生力量。
当朱元璋和他的文武大臣们在策划新政权时，蒙元朝廷的“元顺帝”并没有走远定边祭奠宠物。蒙古人继承的全国性政权这时候虽然已经告一段落，但他们还是为自己保留着最后的生存底线——做一个地方皇帝。撤出元大都的元顺帝一路狂奔到了内蒙古正蓝旗境内离大都仅几百里远的上都，继续做他的北元皇帝。
蒙元军队虽然一路惨败，但还远远没到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定边祭奠宠物。虽然王朝只剩下一小块江山，但收拾好了也足够自己受用的。明军北伐到此终于要和元军的几大军事集团展开正面作战了，第一个是扩廓帖木儿集团。扩廓帖木儿还有一个汉人的名字王保保。
扩廓帖木儿精通汉学，他曾经参加过元朝的科举考试，并且中过举人定边祭奠宠物。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他运送军粮至元大都，受到元惠宗妥欢贴睦尔的接见，并被赐予蒙古名字“扩廓帖木儿”，这是他以蒙古名字取代汉名“王保保”的开始。
王保保由显赫的乃蛮家族抚养长大，这时统带着军队，足以威胁大都的安全定边祭奠宠物。由于他是蒙元勤王军中最有威势的军人，他的存亡将直接决定着北伐的成功与否。朱元璋对此人评价极高，在王保保死后多年，有一天他在与群臣谈话中还感慨不已。他问，谁是天下第一奇男子？群臣首推常遇春。朱元璋却摇头说：“常遇春虽能，吾得而臣之，而王保保吾竟不能臣之，真天下奇男子也！”
就在朱元璋与徐达、常遇春等将领研究攻占上都的战略战术时，有探子来报：王保保已从太原引兵出雁门关，直奔元大都而来定边祭奠宠物。这对朱元璋和他两位元帅来说，显然是个意外，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蒙元军队居然还有胆量主动发起进攻。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元顺帝和他的丞相王保保（扩廓帖木儿）认为有翻盘的机会定边祭奠宠物。在他们看来，蒙元铁骑之所以会败给朱元璋的军队，是因为兵力太过分散，更重要的是没有充分发挥王保保的指挥才能。大权在握的王保保，为了向元顺帝表达忠心，拟定了一个大胆的以攻为守的作战方案，决定亲率二十万精锐部队，突然南下，并让陕西守将李思齐前来接应，准备重新夺回元大都。
王保保的想法是，自己率领的这支元军可以避实就虚，绕道居庸关进攻大都定边祭奠宠物。他料想明军主力轻易还打不到太原来。只要自己将大都围困，奔向太原的明军肯定会回援大都，到时再迎战明军，蒙元朝廷必大发援兵支持自己，如此胜算又多了几成。
王保保便率主力出雁门关，准备由保安州经居庸关攻取大都定边祭奠宠物。元大都的意义对双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从战略上来说，一城得失或许不是致命影响；只是在政治上，元大都的得失却显得非常重要，影响人心甚巨。徐达当然不想北京有什么闪失，哪怕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再把它夺回来。
在占领大都以后，徐达便遣薛显、傅友德、陆聚等将领兵略山西大同，由于大同地近塞北草原，所以在取得一些战果后傅友德等人又不得不退了回来定边祭奠宠物。
傅友德等人在这里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王保保的山西元兵与他地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徐达没敢贸然突进定边祭奠宠物。大都地区这时候虽然已经成为明军占领区，但是军队补给并不丰足。在这种情况下，徐达也不敢有太大的动作。
朱元璋抵达开封后，随即命留守开封的冯胜率兵由河南北上，以配合徐达的主力军进取山西定边祭奠宠物。徐达并不害怕王保保攻打大都，因为他在那里留下了孙兴祖防守。换言之，如果徐达向对方的老巢太原发起攻击，王保保一定会反身来救。太原一旦沦陷，王保保则进不得战，退无所依。如果他再回师救太原，肯定为自己所牵制，进退失利，最后也只能束手就擒。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死亡游戏，虽然已至北方的严冬酷寒之日，但是徐达的军队仍如一把利剑直插太原定边祭奠宠物。还没等王保保的军队抵达北京城下，徐达的军队已抵达太原城下，直接点中了王保保的死穴。仓皇之间，王保保只能退兵保卫太原。
狭路相逢，双方只能来一场遭遇战定边祭奠宠物。战役进行得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酷烈，史称王保保在帐中读《春秋》，郭英率明军骑兵夜袭元军大营，常遇春紧随其后，元军全面溃败。但是却让王保保逃了，据说他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可见明军来时有多么迅猛。
太原战役的胜利及王保保集团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让朱元璋的军队腾出手来对付元军的另一个军事集团李思齐、张良臣集团定边祭奠宠物。陕甘方面还被蒙元的十万军队所占领：李思齐驻凤翔，张良臣驻鹿台（今陕西高陵西南）以拱卫奉元（今陕西西安），扩廓帖木儿则驻扎于塞外。徐达以常遇春为先遣部队渡黄河，然后根据李思齐和张良臣的不同兵力，本着先易后难的进攻套路，先攻临洮而后进取庆阳。陕西战役一路顺风顺水，只是在庆阳碰到了一点儿麻烦，张良臣在庆阳守到弹尽粮绝，尔后城破。
元顺帝认为自己的皇帝梦还远远未到破碎的时候，他关起门来盘算：王保保率领十余万军队占据着山西、甘肃；丞相纳哈出还有二十余万军队镇守在辽东；此外，云南也有十余万军队定边祭奠宠物。这些，似乎都是他可以在上都继续做皇帝的本钱。
既然对手认为自己还没到末日，朱元璋就更没有理由过于轻敌，继续部署军队：由徐达正面迎战扩廓帖木儿，常遇春迎战李思齐然后夺开平定边祭奠宠物。
徐达所率领的这支军队，在多年的战争中已被打磨得异常强悍，而昔日纵横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也早就失去了近百年前所向披靡的那种威力定边祭奠宠物。一战下来，元军死伤过万，有四万多被俘。陕西守将李思齐见大势已去，由凤翔逃往临洮，根本不敢迎敌。
4.墓碑上的罪与罚
洪武二年（1369年）七月七日，正午的骄阳无情地炙烤着这片斑驳的北方大地，这片曾经见证过无数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的大地定边祭奠宠物。从柳河川（今河北赤城县西）到南京，这中间的信息传递大致需要六天的时间差。也就是说，当常遇春七月七日暴亡时，身居南京奉天殿的朱元璋才刚刚接到开平大捷的消息。
如果说北伐对于朱元璋而言，有什么惨痛的损失，那无疑是常遇春的突然暴亡定边祭奠宠物。常遇春是一个天生的将才，他的马蹄过处没有踏不平的高墙壕沟，这一次同样没费多少周折就夺取了开平。怀揣着满满的豪情壮志踏上了返京的旅途，身后拖着几万俘虏和大量缴获得来的财物，一路浩浩荡荡。当队伍行至柳河川时，他感觉浑身燥热，便下马卸去身上铠甲，准备歇息片刻再继续赶路。
这一歇下来不要紧，竟然全身疼痛难忍定边祭奠宠物。随军郎中在一番诊断之下，也不明病因。匆忙之中，只能临时杜撰一个病名，曰：卸甲风。顾名思义，常遇春是在卸甲时中风得病。既然无法探明病因，一时之间也就难以找到对症的良药。更令人心惊的是，随着病情的不断加剧，他身上痊愈已久的箭疮旧伤也无端溃裂，血流不止。
突降暴病，或许是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常遇春急召副将李文忠进帐交代军队事宜定边祭奠宠物。
北方边地的夜晚，风从塞外高原横扫下来，发出呜呜咽咽的声音，像是千军万马发出的凄厉嘶鸣定边祭奠宠物。也就在这白昼与夜晚的冷热交替中，常遇春走完了自己酷烈而又壮美的一生，年仅四十。常遇春一生忠于朱元璋，他与徐达二人犹如朱元璋身边的哼哈二将，为创建大明基业立下了不世功勋。徐达以谋略持重著称，而常遇春以勇猛果敢闻名，正因为他们之间的默契配合，才让朱元璋的军队成为元末各路豪强中的最后赢家。也正因为如此，世人才会有“一时名将称徐与常”的说法。
常遇春暴亡的消息传至南京，刚刚登上帝位的朱元璋瞬间惊倒在那张在他看来尚不稳固的龙椅上定边祭奠宠物。他疲惫地合上双眼，仿佛能够看到年轻的常遇春骑着他的那匹高头大马迎面而来，刚毅果决的表情如石头般坚硬。那个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将军从他身边风驰电掣般地驰过，他想拦住去路，却无法做到。只能目送像一面旗帜般飞扬的征袍消失于马踏黄沙的梦境。
接到消息的朱元璋半天缓不过神，一个那么彪悍的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定边祭奠宠物。
朱元璋永远不会忘记至正二十三年八月里发生的那场疯狂战事，陈友谅以号称六十万的大军倾巢来攻定边祭奠宠物。在那场决定生死存亡，耗时三十六天的鄱阳湖大决战中，如果没有常遇春的出现，也就没有他朱元璋披着光鲜华丽的外衣坐在这里，享受着四方臣服、君临天下的快感。那一日双方攻防进入白热化，朱元璋的座船突然发生搁浅，进退不得。陈友谅的大将张定边率船队来围攻，情况万分紧急。常遇春像是从天而降，射伤张定边，又用自己的战船撞击朱元璋的座船，使其脱离浅滩。
这场决战扭转了双方力量的对比，陈友谅覆灭，朱元璋由此成为群雄中之强者定边祭奠宠物。常遇春因功受赏，得金帛田地甚厚。不久，朱元璋又将其擢升为平章政事。朱元璋曾经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夸赞：“当百万众，摧锋陷坚，莫如副将军（常遇春）。”
一切就像是在昨天定边祭奠宠物。朱元璋忍住内心的巨大悲痛，招来刘基、李善长、宋濂等人商量安排常遇春后事。死后的常遇春享受到一个武将应得的最高荣誉。朱元璋将其追认为“翊运推诚，宣德靖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保中书右丞相，并追封开平王，谥曰：忠武，配享太庙。
要知道在此之前的战将，死后被封鄂谥“忠武”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爱将尉迟恭，另一人则是死于“莫须有”的南宋名将岳飞，而常遇春是历史上的第三人定边祭奠宠物。常遇春的死让洪武皇帝很是伤心，以致他在闻讯后为之辍朝三日。没有人听到，在这三天时间里，朱元璋在宫殿里深长地叹息。或许他会转念，江山大局已定，战争机器将会暂时收敛它的血盆大口，像常遇春这样的功臣悍将也将会失去他的用武之地。在这个节骨眼上，失去常遇春这样的忠诚之士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当常遇春的遗体运回应天时，朱元璋亲自出城赶赴龙江送自己的爱将最后一程定边祭奠宠物。与此同时，他还将这时候置身南北两条战线的徐达和汤和两位将军召回南京参加常遇春的葬礼，可见他对于这件事的重视程度。
灵枢运抵南京当天，朱元璋亲率文武百官前往祭奠定边祭奠宠物。在宏大的哀乐声中，朱元璋手扶灵车泪流满面，并于棺前泣咏挽诗一首：
朕有千行铁液汁，平生不为儿女泣定边祭奠宠物。
昨日忽闻常君薨，一洒乾坤草木湿定边祭奠宠物。
常遇春是凤阳府怀远人（今安徽怀远人），也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他不甘于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困死于田间，不安分的他少时随人习武定边祭奠宠物。长大成人后，因不满底层生活困窘，更无法忍受饥饿的折磨，就投奔了在怀远、定远一带活动的绿林大盗刘聚。仅仅过了数月，他发现刘聚不过是一个打家劫舍、四处抢掠的普通盗贼，并没有什么打算或远图。既然人生走到这一步，常遇春已经决定将造反当作一项事业经营。不安分的他萌生了脱离盗群、另寻出路的念头。也就在这时，他遇上了率军攻打和州的朱元璋。
两人初次见面，朱元璋问：“你能跟我打过长江去吗？”常遇春无比坚定地说：“将军指到哪里，我愿打到哪里，渡江之日，愿为先锋定边祭奠宠物。”
有人说，常遇春的表态是赤裸裸地在向自己的主子表达忠心定边祭奠宠物。殊不知，他所臣服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臣服于自己内心的欲望。虽然这个世界没有所向无敌的神话，但是欲望所过之处，罕逢敌手。投靠了朱元璋，常遇春还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最初的誓言。从二十五岁起追随朱元璋左右，为其南征北讨十五年。
平心而论，朱元璋对常遇春是相当器重的定边祭奠宠物。每逢大战来临，朱元璋都要单独召见他。斯人已去，朱元璋悲不自禁，他命人打开棺木久久地凝视着自己的爱将，令旁观者为之动容。他甚至脱下身上的龙袍盖在常遇春的遗体上，后又亲自为常遇春选择墓地——南京钟山北麓，悲痛之情可见一斑。
我们在为常遇春壮年暴亡感到惋惜的同时，也同时为他感到庆幸定边祭奠宠物。如果再多活上那么些年，他能躲过朱元璋在洪武年间掀起的一轮又一轮权力清洗吗？
在元末明初那个大时代背景下，凭借着宏大的战争舞台，常遇春演出了一幕有声有色的战争活剧定边祭奠宠物。从最初的游击战、运动战到后来平原旷野之上的大兵团对决，常遇春能打仗这是事实，就算是给他戴上一顶战神的帽子也不为过。而最令世人诟病的是他曾经有过杀戮降将的耻辱经历，这也是战神和军事家的区别，二者输在了视野与格局。
至于常遇春到底是怎么死的，自明朝以来有着各种版本的演绎定边祭奠宠物。今日看来，常遇春死于“过劳”二字是最为合理的解释。一个一天到晚忙于军务，打起仗来又不惜命，体力、脑力严重透支的武将，出现猝死的可能性极大。
尤其是在北伐期间，生于淮河流域的常遇春到了漠北极寒极燥之所，在饮食方面也有很大不同，无非是烈酒块肉，根本谈不上精粮蔬菜定边祭奠宠物。身为武将，他们身上的装备也有不同，常遇春身上披的铠甲到了北方，在舒适度上根本无法跟蒙古人穿的皮甲长袍保湿恒温相比。
北方的七月份，日照时间长，阳光猛烈，护身的铠甲成了一副传热导体，一场恶仗打下来，大汗之后必然会导致全身脱水，又加上早晚温差大，冷风刺骨定边祭奠宠物。按照现代中医的说法就是：“邪气入侵，中风致病。”
随着天下既定，朱元璋在洪武年间大行杀戮之风，很多开国功臣成为大明英烈谱上的一个个血腥的FU号，屈死的冤魂定边祭奠宠物。于是，关于常遇春之死，民间也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明代王文禄就在他所著的《龙兴慈记》里记载：朱元璋奖赏屡立战功的常遇春两个貌美如花的侍姬。一天早晨，常遇春上朝之前，一位侍姬端洗脸水伺候他梳洗，睡眼蒙眬的常遇春忍不住在她手上抚摩了一把，说了句“好白的手”，然后就出门了。
等到晚上，常遇春刚进家门，他那个妒悍成性的夫人就派人奉上一个精美的礼品盒定边祭奠宠物。常遇春还以为夫人是在和他玩浪漫，打开一看，吓得魂飞魄散，里面盛着他早上才称赞过的美女的双手。如此对待朱元璋赏赐的人，至少属于灭族的大不敬之罪。
第二天朝会，朱元璋见常遇春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就关切地询问他怎么了定边祭奠宠物。君前不敢有戏言，常遇春不敢隐瞒就说出了实情。朱元璋淡淡一笑地表示，这算不了什么，我再送你两个便是。然后继续开会，在这期间，朱元璋向前来奉茶的侍卫耳语了几句。
朝会将散时，在场的高官都收到了一个御赐的匣子，上面贴了一张条子，写着四个大字：“悍妇之肉定边祭奠宠物。”里面装的是被肢解的常遇春妻子，让现场的官员惊得目瞪口呆。据说常遇春的癫痫病就是这时候落下的，他正值盛年便暴病而死，可能也与此颇有一些干系。
在各种演绎的版本里，有一个版本带着因果报应的“天谴论”色彩，那就是常遇春喜欢在战争过后，屠杀投诚过来的降将定边祭奠宠物。从下面一组数据，我们可对常遇春这一血腥嗜好有一大概的了解。
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九月，常遇春与陈友谅大战，活埋投降士兵三千多人定边祭奠宠物。徐达阻拦未果，常遇春杀降将的理由是：“此劲旅也，不杀为后患。”
洪武元年，常遇春率兵攻伐张士诚所占据的泰州，结果遭遇城中百姓的顽强抵抗定边祭奠宠物。久攻不下，惹得常遇春对泰州军民十分痛恨，杀心即起。后来他用水陆两路夹击的方法攻破泰州。他进城后下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大肆屠城，以泄心头之愤。同时朱元璋命人从高家堰放水淹淮扬，整个泰州随即成为一片汪洋泽国。一时间，泰州兵灾加水灾，百姓非死即逃，以致城空地荒。没办法，朱元璋下令迁移苏州部分百姓到泰州定居。
同样是在这一年，常遇春从苏北长驱直入山东境内，在东进青岛途中，他的军队突然包围了鲁中重镇潍县城定边祭奠宠物。守城的蒙元士兵拼死抵抗，并强制不少当地青壮年男子上城保卫，使明军费了很多时日，付出重大牺牲才将县城攻下。恼羞成怒的常遇春在城破时下达了屠城的命令，残忍地将全部元兵及大部分城内居民杀死。
洪武二年，常遇春手下部将严广追讨陈友谅部将饶鼎臣于湘潭，同样做出了令人恶心的屠城把戏定边祭奠宠物。明嘉靖刊《湘潭县志》称其屠城后，仅余“潭民七户”。这次屠城使湘潭人口剧减，湘潭城内土著仅存数户，包括乡村，全县仅存四千六百五十三户，两万零五十三人，可见当时杀戮之惨。因为经历这场浩劫，湘乡、湘潭从此由州降为县。
在中国战争史上，自古就有“杀降不祥”的说法定边祭奠宠物。身为一代名将的常遇春却为何对“杀降屠城”情有独钟？难道他不怕遭遇天谴？究其缘由，一是对于那些放弃自己阵营转而投靠他的士卒，常遇春的心中始终存有一种疑虑，认为他们可能是诈降。为了免除后患，便将他们一杀了之。二是因为某些城池久攻不下，使他的军队蒙受了重大损失。这在一定程度上激怒了生性孤傲、冷血多疑的常遇春，破城之时便成了他泄愤之时。还有一种说法是，降兵也要大量粮草养活，且收服不易。为了不给对手留下翻盘的机会，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常遇春也会选择将降兵杀掉，一了百了。
一个对自己声誉都不爱惜的武将，就算再能打，就算民间社会将其捧上战神的高位，他在政治上都不可能有多么远大的图谋，充其量不过是一部战争的机器而已定边祭奠宠物。
5.站在1368年的门槛回望
至正二十七年十二月的应天府（南京城），似乎在一夜之间，这里的坊巷庭院由最初的热闹走向平静，又似乎不是一般意义的平静，像是一场狂欢来临前的期盼与等待定边祭奠宠物。从洪武门到承天门，在这条城市的中轴线上，大大小小的瓦舍勾栏粉刷一新，各家商铺也换了颜面。随着人流穿过御街（先借用这个名称），两侧是即将启用的大明中央机关府衙。过了承天门，就进入了即将启用的宫城。
十二月十一日，李善长率文武百官奉表劝进定边祭奠宠物。表文大致内容如下：天下已经扫平，那些期盼过上好日子的老百姓需要一个圣明君主。只有你吴王殿下登基，才能顺乎天心民意。在李善长递交的这份表文中密密麻麻地签满了名字，有李善长、刘基、朱升、宋濂等一大批文人智士的名字，也有徐达、周德兴、汤和、常遇春等一大批带兵将领的名字。凡在朱元璋手下担任军政要职的人，都在这本奏折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朱元璋看罢表文报以哈哈一笑，然后将奏折还与李善长定边祭奠宠物。他言道：“当年我攻下徽州路的时候，三顾茅庐请自己的本家朱升出山，当时，朱升送我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六年来，这三句话九个字，我始终不敢忘记。”
李善长好像料到朱元璋会有这么一说，赶忙接话道：“吴王，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定边祭奠宠物。朱先生六年前劝你暂缓称王称霸，是因为我们的实力当时还不够强大，如果称王称霸，则容易引起四面强敌的围攻。但是，现在形势不同了，放眼天下，唯吴王独尊。你现在称帝，而且可以归拢天下的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你现在已经贵为吴王，登基称帝之后，天下民心尽归焉!”
在听了这些溢美之词后，朱元璋自然会谦让一番定边祭奠宠物。他说，自己功德浅薄，还不足以当此造福万民的皇帝重任。更何况朱家军也仅仅控制了半壁江山，还不到最后登位的时候。
朱元璋有他自己的利益考量：要想稳稳当当地君临天下，还有许多障碍需要自己去一一清除定边祭奠宠物。地方军阀割据依然混战，蒙元政权如百足之虫死而未僵。
文武百官的话不可当真，而朱元璋所说的那些自谦之语也只是应景之词定边祭奠宠物。既然这些都是政治舞台上必须要走完的程序，李善长等人只好继续配合，表演跪地叩头请求的戏码。台词无非是，当皇帝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而是为了天下百姓。如果你朱元璋不来当这个皇帝，那么就是辜负了天下臣民。正所谓天命不可违抗，如果你再不同意，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只能顺乎天意，以死相请。
朱元璋嘴上虽然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但是心里还是很满意这一套君臣之间的双簧游戏定边祭奠宠物。那帮急火流星催着自己当皇帝的文武大臣究竟图的是什么？无非是现实给他们带来的金帛之富、声色之娱以及操弄权力的快感。那些不明就里的人，还真以为他们是为天下生民计。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定边祭奠宠物。这是人生大起大落后最为真切的感受。帝王的金銮殿是金银的窝，玉石的窖，是人间仙境。当百姓奔走呼号，流离失所，当皇帝却可以温香软玉，天上人间。金銮殿，这个让无数英雄既爱且恨的地方。
对朱元璋来说，做皇帝就像是做了一场春秋大梦，一切来得太过波折，也来得有些虚幻定边祭奠宠物。不要说让天下人认可他这个平民皇帝，就是让他自己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也需要一个情绪上的缓冲期。然而当群臣打着天下民意的旗号将他绑架于权力塔尖的时候，朱元璋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自己既然是来拯救万民的，为什么不能舍身取大义呢？
第二天，李善长等文武百官再次恳请：“殿下谦让之德，已经著于四方，感于神明定边祭奠宠物。愿为生民百姓的利益着想，答应群臣的要求。”
虽然朱元璋的面前没有摆放一面镜子，可是他的内心却如明镜一般定边祭奠宠物。他仿佛能够看见，那个叫朱元璋的中年男人满脸写着无奈，眼神里似乎还透着一丝狡黠的无辜。既然是天下苍生的期望，那他还有选择的余地吗？看来只有顺天应人，被迫来当这个皇帝了。
朱元璋已经深深领略了至高权力的滋味，这种滋味妙不可言，让人尝了一口，就再也舍不得松口定边祭奠宠物。朱元璋很是享受所有人在他面前毕恭毕敬诚惶诚恐的样子，渴望体验掌握千万人命运的强大感和改造山河建功立业的成就感。如果能够掌握无上的权力，他宁愿付出任何代价。
多年周旋于斗争的旋涡之中，他已经深谙生存的各种玄机定边祭奠宠物。一个农民建立于现实基础上的理想主义丝毫没有动摇，但是他实现理想的方式却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刚参加红巾军，他想的只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立足于此，混口饭吃。
他的满足感在这一刻达到了巅峰状态，如果说，人生对他来说曾经是一场接一场的苦难，那么此时此刻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奇迹，而创造这个奇迹的人是他自己定边祭奠宠物。十年的奋斗生涯已经使他由一个挣扎于生存底线的游民即将变成至高无上的君主。
朱元璋深知，为了达到光明的目的，有时要用不光明的手段定边祭奠宠物。这不是谁定的规则，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中国的老百姓是这个世界最伟大的群体之一，他们能够忍受命运在这块生存土地上的无情碾压。而那些踏着他们的尸骨走出来的英雄人物，又有谁不是一次又一次打着老百姓的旗号掀起滔天巨浪。
就像他即将登上权力巅峰，屁股底下的那个皇帝宝座也是为天下苍生计定边祭奠宠物。在一个万方多难的乱世，这反倒成了野心家们最廉价的招牌。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之所以延绵不绝，代代相传，大凡就因为托庇于这些皇帝老官、大人先生们的福荫。朱元璋生来不是反叛者，只不过他相信命运，也从不屈服于命运。
对于朱元璋来说，这个万象更新的大时代是属于他的，朕即天下，所有的想象都抵不上现实的美好定边祭奠宠物。洪武，大明王朝的第一个年号就是他的意志体现。
有明一朝在年号的制定程序上，通常是由翰林儒臣预先拟定几个备选方案，而后呈奏新君从中选择其一作为正式的年号定边祭奠宠物。唯独“洪武”是个例外，它是由朱元璋本人亲自创制的。国初兵事正盛，与众多开国君主所取的年号一样，洪武便有彰显武事之威的意思，从字面看亦不失淮右豪杰之气。
登基前的所有事宜都不用他太过费心，他考虑最多的是人事上的安排，另外就是奉天殿的建造和新制度的建立定边祭奠宠物。
奉天殿无疑是南京宫城内最重要的建筑，它是一个政权的礼仪象征定边祭奠宠物。朱元璋本就是一个心思细密之人，当他的新王朝已有眉目时，就着手谋划旧制度的兴废事宜，更重要的是要将自己心目中那一套对皇权的所有想象的礼仪恢复起来，因为那事关他朱家王朝的颜面。
至于人事安排，朱元璋虽然早已了然于胸，但一些关键位置还在考量之中定边祭奠宠物。皇后非发妻马秀英莫属；多年征战，长子朱标受了不少苦，皇太子的位置也应当留给他。至于权力核心层人选的圈定，朱元璋想听一听朱升的意见，主要是征求他对李善长与刘伯温的看法，他俩究竟谁做丞相更合适。
朱升知道，其实朱元璋这时候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别人的态度已经左右不了他内心的主张定边祭奠宠物。从治理国家所需要的德才学识来说，刘伯温或许更适合做丞相；但是要从朱元璋个人的好恶及其性格来看，李善长无疑是最佳人选。可是这些话，朱升又不好直言不讳地说出来，但是要让他欺骗朱元璋，他又做不到。
念及于此，朱升只好有话直说定边祭奠宠物。他言道：“若是让李善长当这个丞相，跟你一定很合得来；若是刘伯温为丞相，恐怕有时候会与你针锋相对，惹你伤神动气。”
登基对于新皇来说，是一件极为隆重的事，更何况中国人自古以来说究的是开局顺，事事顺定边祭奠宠物。十二月二十二日，应天皇城全面竣工。刘基参考了天地阴阳消长之规律，判断来年正月初四应该是一个大吉之日，于是将朱元璋的登基大典定在那一天举行。十二月份常常是雨雪连绵的阴天，如果到了即位那天仍然是这样的天气，就是一种不祥之兆。那一天到底能不能拨云见日？除了刘基，估计也没人敢打这个包票。
也就在这一天，朱元璋迁居新宫，同时祭告上苍，说：“明年正月四日，于钟山之阳设坛备仪，昭告帝祇，惟简在帝心定边祭奠宠物。如臣可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祇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如果上天认为他朱元璋可以做天下苍生之主，登基之日就会天气晴朗；如果认为他不够这个资格，那么老天就会继续阴云笼罩。
朱元璋当然期盼自己即位时阳光普照，大地回春定边祭奠宠物。可老天爷似乎就要给他这个新天子脸色看，从祭告这一天开始就一直雨雪霏霏，日月不开。皇帝再大，你也大不过天，也要口必称“天子”。老天爷摆出的一张臭脸也称为天表，或者天颜，大臣们有话要告诉他称为上奏天听，他制定的规矩称为天宪，他住的地方称为天阙。既然天老子要给他这个天子脸色看，他也只能无奈地接受。
时间一天天过去，一连十几天都是狂风暴雪定边祭奠宠物。到了正月初一，上天好像是得到了神明的某种暗示，风雪骤停，朱元璋和他的文武官员们这才大大松了一口气。
四十岁的朱元璋就这样站在了1368年的时间门槛上，看上去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定边祭奠宠物。1368年对朱元璋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起承转合的开始，历史由此翻开崭新的一页。正月初四，整个天空像是被风雪洗过般洁净湛蓝，南京城沉浸于喜庆祥和的新年气氛。
天朗气清预示着上天对朱元璋即位这件事是欣然接受的，也预示着大明王朝会有一个天朗地阔的未来定边祭奠宠物。祝福的烟花远远近近地炸响，让这座千年古都散发出敦厚而蓬勃的生机。
在大队仪仗的簇拥之下，朱元璋率文武官员浩浩荡荡前往郊祀坛定边祭奠宠物。郊祀坛是“天地合祀”之所，与后来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有所不同，它不是分开的。到了郊祀坛，敬天拜地，中华帝国由此迎来新的君主。臣民们憧憬着朱元璋能够带领他们走进一个新的时代，他们为自己躬逢盛事而欢欣鼓舞。
仪式真是一个好东西，它用庄严的音乐、华丽的卤簿、繁缛的程序以及森严的等级宣示着至高无上的皇权定边祭奠宠物。所有呈现的一切都营造出一种贯通天地的神秘气氛，置身于其中的所有人在这时候都不能算是纯粹意义上的人，包括要登基的那个人。所有的人都是背景，所有的物件都是道具，每个人一举一动拜舞的幅度和山呼的音调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有着严格的规范。每个人所站立的位置，身上所穿的衣服颜色和图案，帽子上有几道梁，装饰什么，手中朝笏的质地，都不能有丝毫的僭越。
这是一座权力的金字塔，金字塔的顶端只能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朱元璋定边祭奠宠物。在金銮殿上，除了皇帝本人，所有的身躯，都是卑微、软弱和不堪一击的。朱元璋穿戴衮冕，率领文武百官，在郊坛之南，面北行礼，向上天报告：“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
自古以来，仪轨和秩序的重建事关一个新王朝的颜面定边祭奠宠物。在过去的岁月里，天地震荡，四海苍茫，君臣各为生死，虽然军纪也算是礼仪，但还是以感情笼络人心，嘻嘻哈哈也是平常之事。如今王朝既起，皇帝也要抓纲治国了。端坐于龙椅上的朱元璋耳听得大臣们高喊：“万岁，万岁，万万岁！”有一天突然觉得哪儿有些不对劲儿，应来个新的喊法。经商议后，认为改作如：“愿君有道”“天下和平”之类的词句，好像比较有意义。最后经过与一些大臣几番讨论，决定改为：“天辅有德，海宇咸宁，圣躬万福。”
可是几个月过去，大臣们在齐呼这十二个字时，听上去参差不齐，感觉十分不顺耳定边祭奠宠物。其实要将这十二个字喊得好、喊得齐，又谈何容易。于是在这一年的八月，礼部尚书崔亮等人进言，山呼零乱不齐，有损朝贺之礼，乞请按照旧法赞呼。朱元璋也有同感，就应允了。最终“实验”了七个多月的新口号，自此又改回“万岁，万岁，万万岁”。
即位礼之后，朱元璋带领世子和诸子们前往太庙，追尊四代祖父母、父亲、母亲定边祭奠宠物。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登上皇位之后，百官山呼万岁，朱元璋由此成为大明洪武皇帝，同时追封四代先祖，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都要追封为皇帝、追封为皇后。实际上，当权者及他所属的集团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而这种诉求往往与整个家族的利益诉求相呼应。
在这个仪式上，朱元璋的父亲——庙号仁祖——被尊为配享者定边祭奠宠物。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样尊崇皇帝的父亲，因此这个礼仪实际上将朱氏家族抬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些传统的重要仪式之外，另给皇帝在坛的正南方建了一座特殊殿堂，使朱元璋在恶劣天气下能够躲避风雨。
当然，朱元璋在做这些时，并不是由着性子胡乱来，身后的智囊团们翻遍经书为他寻根溯源定边祭奠宠物。礼部尚书崔亮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湖北中部人，曾经为蒙元政权服务过，后投奔朱元璋。此人援引了宋元时代的前例为证，虽然似有出典，但未必令人信服。
朱元璋还在皇城东边的宫门内专门建造了一座奉先殿，他曾经询问过那些读书人关于皇族奉祀的问题，同时指明已为此目的建立了太庙定边祭奠宠物。对朱元璋来说，有一点是他非常不满意的，那就是太庙献祭得严格遵守前人的先例，这样他就不可能随性而为地举行家祭活动。
朱元璋询问，怎样才能在阴历每月朔望之际的晨昏行祭拜之礼定边祭奠宠物。他要当时在礼部供职的临海（浙江）学者陶凯找出能做这种祭祀活动的古代先例。陶凯只能找到宋代有此先例，那时曾经修建了一个钦先孝思殿。
根据这些微不足道的出处，朱元璋兴建了奉先殿定边祭奠宠物。这个新殿里供奉着他的四世祖考，他要在此处寄托自己的哀思。每日早晚烧香之外，他还会在每月朔望给祖先的神灵换上新鲜的祭品。祖先们的生日和忌日需要上供，一切“如家人礼”，有些礼仪也从太庙移到了奉先殿。
朱元璋甚至在祭祀之日实行斋戒，为了身体力行，他命令陶凯铸造一个铜人，手执竹笏，上面刻有“斋戒”二字定边祭奠宠物。他告诉负责祭祀的礼部官员，这个铜像要在他斋戒之日在他面前展示，使之起到提示的作用。
当朱元璋闭上双目，跪于祖先的牌位前诵读册文时，父母的容颜会在那一瞬间浮现于眼前，他们灰头土脸的憔悴和他身上印有日月山龙图案的衮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定边祭奠宠物。在登基前后的那段日子里，朱元璋经常会在梦里回到那个灌风漏雨的茅草屋，回到母亲陈二娘的怀抱里。
醒来后的巨大落差让他心痛难忍，头昏目眩，以至于情绪激动大失常态定边祭奠宠物。宰相李善长对此的解释是，这是因为皇帝陛下的诚孝感通天地神灵所致，这也是人之常情。
朱元璋前半生的人生过于跌宕起伏，经历过于凄风冷雨，这难免会让他在登上人生巅峰的时候，倍加思念自己的亲人定边祭奠宠物。一个人的成功，如果不能与至亲之人分享，那么由成功所带来的人生喜悦就会大打折扣。
虽然朱元璋这时候已经进城做了皇帝，可是他的内心深处永远藏着一个泥腿子，藏着一个比农民身份还要卑微的游民定边祭奠宠物。对于那些成功者而言，最初的身份越低微，经过奋斗所获得的社会身份越高，卑微与显赫的落差就会成为他们炫耀的资本。
洪武元年，大明建国伊始，全国许多地方遭受旱灾定边祭奠宠物。第二年春末，旱情仍在蔓延。这种可怕的情景，很容易让朱元璋联想到至正四年那场改变人生命运的灾情。那一年，自己的家乡也是同样的大旱，瘟疫肆虐，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
如今天道轮回，一元更始，自己刚刚登上帝位就迎来这样的考验，算不得好兆头定边祭奠宠物。为了向天公有个交代，朱元璋赶紧率皇后、嫔妃及诸位皇子，前往奉先殿祭告父母亡灵，请他们保佑自己。
朱元璋在他的祭文里饱含深情地写道：儿虽有过错，但始终不敢忘记二老吃草根粗米的艰难岁月定边祭奠宠物。今天，儿臣愿意率领妻妾在半月内吃草根野菜粗饭，和百姓共甘苦，以反省上天的谴责，并为百姓祈福。
在朱元璋看来，忘记那些苦不堪言的日子，就意味着背祖叛宗，是一种天大的罪过，是要遭受天谴的定边祭奠宠物。少年时代的痛苦，父母一生的凄惨，在他的内心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挥之不去。对于朱元璋来说，此生以来最大的痛，不是经历过永恒的饥饿，也不是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丧失最亲密的战友，更不是在险象环生中的焦虑和恐惧，而是他父母死后连个像样的坟墓都没有。每次想到这件事，他的心就如刀绞，几乎滴出血来。
朱元璋登上帝位之后，每逢父母的忌辰，他都会感到巨大的压抑和悲痛定边祭奠宠物。尤其是在面对那些山珍海味的皇家盛宴时，他都会想起父母病重时，自己想要端上一碗香汤热面都无法做到。如今虽然身为帝王，富有四海，但是却无法弥补他内心的巨大缺憾。
每念及此，朱元璋都会大放悲声定边祭奠宠物。他这时候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在父母死忌之日，奉上最新鲜的食物和最完全的礼仪，聊以自慰。初登帝位那些年，他每日早晚两次亲率太子、诸王朝拜，皇后率后宫嫔妃按时进谱，对待早已离世的父母就像侍奉生者一样。
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流年似水，庸常碌碌，生活就像闭合的跑道一样周而复始定边祭奠宠物。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力，就可以永无休止。可是对于朱元璋来说，他的前半生却像是一场极致的表演。他生于阴历九月十八日这一天，因此这一天被称作万寿节。按照常理，百官要在正殿举行朝贺的礼仪，可朱元璋一直不同意这么做。他说：每到这一天，他都会想起父母一生的艰辛，心情十分痛苦，所以断然不允许自己在这一天接受百官朝贺。
四十年前的这一天，他生于濠州钟离太平乡孤庄村定边祭奠宠物。此处本是中国大地无数村落中一个籍籍无名之所，就因为一个王朝的龙兴之地在此，而变得声名大噪。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之后，出于乡土情结，在临濠府营建中都城，有在此定都之意。因中都城在凤凰山之南，故朱元璋在洪武七年（1374年）给这里易名为“凤阳”，意思是凤凰山之阳面。
据袁文新《凤阳新书》卷三记载：国朝启运，肇建中都，营皇城宫阙……席凤凰山以为殿，势如凤凰，斯飞鸣而朝阳，故曰“凤阳”定边祭奠宠物。
被誉为“龙兴之地”的凤阳，从明朝开始，由于得到朱明皇权的保护和青睐，一度曾获准免纳各种赋税、徭役；又加上大兴中都城，这里出现了昙花一现般的繁荣定边祭奠宠物。为了提高中都的地位，朱元璋将临濠扩大为九州十八县。将临濠府改为中立府，随后又改中立府为凤阳府，并把临淮县的太平、清洛、广德、永丰四乡划出，设立了凤阳县。清代基本沿袭明代的建制，辛亥革命后，凤阳府取消，凤阳县直属安徽省。
牵强附会的历史记录者用他们不够诚实的笔墨记录了发生于1328年九月十八日的那一幕定边祭奠宠物。说朱元璋诞生的那天夜里，朱五四家的房顶上一片红光，左邻右舍都以为失火了，纷纷跑来救火。朱元璋出生后，被母亲抱到河里洗浴时，从远处漂来一块红罗幛，母亲将其打捞起来为他裹身。
历史就是这样，胜者为王败者寇，而朱元璋从自己母亲陈二娘的口中得到的真相却远没有如此美好定边祭奠宠物。母亲说他出生时先天营养不良，体弱多病，三四天了仍不会吸乳，肚子发胀，日夜不停啼哭。
朱元璋投胎于朱家，也就注定了自己从娘肚子里刚一出来，就成为当时社会最底层人群中的一员定边祭奠宠物。朱元璋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朱五四已经是年过半百之人，也算是老来再得子。当然朱元璋的出生并没有表现出改变这个家庭窘境的任何迹象，反而在一串嗷嗷待哺的小生灵中又增加了一份负担。当然对于乱世中的社会底层人群来说，孩子又何尝不是一个家族、一个家庭在艰难世道这场轮盘赌中的一个筹码？
在朱元璋出生的时候，他的大姐已经嫁给了盱眙县太平乡段家庄的王七一定边祭奠宠物。上天并没有眷顾这对贫贱夫妻，夫妻二人在婚后不久便相继而亡。朱元璋的上面还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大哥朱重四好不容易娶上一房媳妇，可是二哥、三哥想要成家立户，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实在没有办法，他们只好都入赘女方家做了上门女婿。
朱元璋在做了皇帝以后，封二哥重六为“盱眙王”、三哥重七为“临淮王”定边祭奠宠物。朱元璋是根据他们各自的入赘地，给了他们不同的封号。二哥入赘地是泗州盱眙，三哥是钟离县东乡。入赘，在民间通常被认为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汉书·贾谊传》有“家贫子壮则出赘”的话，也就是说朱家两兄弟的入赘虽然是一个家族的耻辱，但也是一条别无选择的活路。
对于父亲而言，让两个儿子入赘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定边祭奠宠物。这样做既可以让朱元璋的两个哥哥有了家室，也少了两个人的重税。二姐嫁给三哥入赘地钟离县东乡的一个渔户李贞，同样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家庭。虽然父母育有四子二女，但是和朱元璋在一起生活的只有大哥朱重四。大哥婚后育有二子一女：长子圣保，二子驴儿（朱文正），女儿就是后来的福成公主。这样算下来，朱元璋的大家庭这时候共有八口人。
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在朱元璋年满十岁那一年，为了逃避沉重的赋役，父亲又举家迁往钟离县西乡，依然靠租地耕种，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定边祭奠宠物。西乡的土壤较差，又加上当地的灌溉条件也不行，一年忙到头，缴了租子就所剩无几，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父亲没办法，第二年只好带着全家再次搬迁。
这一次他们又搬到了太平乡的孤庄村，为一个叫刘德的地主做佃户定边祭奠宠物。
上无片瓦，下无立锥，最基本的生活来源都要仰赖主人定边祭奠宠物。刘德是那种与我们想象并无多大出入，为富不仁的地主，对佃户尤其苛刻。如果碰到大灾之年，即使皇恩浩荡，专门发下减免租税的诏书，所起的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
地主刘德以减税不减租为由，逼着佃户缴全租定边祭奠宠物。佃户们缴不出，他就放高利贷。通常是借别人一百，先扣出利息，实际上别人只能拿到八十，等到好年景，他会连本加利和租谷一起催缴。一家人辛辛苦苦忙碌一年，等于是为地主家忙活。不种地连活下去都难，种地反倒欠下不少债，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元至正四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彻底摧毁了朱元璋相对宁静的贫寒岁月，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境遇定边祭奠宠物。在那一年的春季，数月无雨，江淮大地千里赤旱；铺天盖地的蝗虫风卷残云般地将田地里残存的青苗吞噬得干干净净；接着，一场席卷而来的大瘟疫在蝗、旱灾害的双轮驱动之下，更是威力空前，使朱家这样的赤贫家庭顷刻之间陷入灭顶之灾。
朱元璋的父母和长兄都死于这场天灾人祸之中，他在《御制皇陵碑》中，痛苦地回忆了这段人生经历：“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定边祭奠宠物。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从四月初六到四月二十二，短短的十几天内，父母、大哥朱重四相继死亡，随后不久三哥朱重七也离开人世。对于风雨飘摇的家族来说，亲人的相继离世，无异于天塌地陷。
中国人说究的是入土为安，在一番痛彻心扉的悲痛过后，朱元璋和二哥重六经过一番合计，前去哀求地主刘德，希望他能看在数年主客一场的份儿上，施舍一块坟地给父母葬身定边祭奠宠物。生活的穷困，人心的冷漠，前途的渺茫，这是朱元璋少年时代的全部记忆。在这一年，朱元璋迎来了自己人生最为黑暗的一个阶段。亲人病逝都无钱用来埋葬，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丧失殆尽。
由于朱家是生活在自己的宗族之外，而中国的传统社会最说究的是宗族观念，乡村社会基本上是依靠宗族力量在维系繁衍定边祭奠宠物。对于像朱元璋这样从父辈就迁徙过来的外乡人来说，根本享受不到宗族力量的庇护。当生活陷入绝境之时，也很少会有人愿意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这种完全依靠个人力量在世间求生存、求发展的现实，也让朱元璋的性格深处有了更多坚硬的成分。
如果这个世界是一颗有生命的正待孵化的蛋，那么朱元璋就要将自己打磨成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然后去碰碎这个世界，以此换来自己的重生定边祭奠宠物。
在土地上辛苦劳作了一辈子的农民，死了却没有一寸埋骨的土地定边祭奠宠物。朱元璋和二哥本来希望刘德能有一颗怜悯之心，给他们一块埋葬父母的方寸之地。可结果还是让他们大失所望，刘德不但没有给他们一块地，而且还把他们兄弟俩狠狠地羞辱了一通。
现实难免让人绝望，你永远不要指望别人来体验你的苦难，然后再来与你分担痛苦定边祭奠宠物。可是现实有时候也不是一点儿活路也不给这种人，父母生前的良善还是为他们死后积攒了福祉。同村人刘继祖得知情况后，很是同情朱元璋家的遭遇，就给了一块田地，作为父母的葬身之处。
刘继祖怎么也不会料到，自己出于好心赠给朱家的这块地，会成为日后的“龙脉”之地，会成就一个王朝的万世根本定边祭奠宠物。朱元璋和二哥千恩万谢，感激不尽。但是死者衣衾棺木还是没有着落，只好包裹了几件破烂衣服，抬到坟地草草掩埋，以安顿亲人的亡灵。
那一天，朱元璋永世不会忘记；那一幕，也成为折磨他一生的黑色魔咒定边祭奠宠物。朱元璋和二哥重六来到坟地，正要准备动手挖坑，天空突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等到云散雾开，他们再到坟地去看，父母的尸首不见了。刚才的暴雨将山坡上松软的泥土冲塌，恰好埋住了棺椁。
三十五年后，朱元璋在写皇陵碑时，回忆起这段往事，依然能够体会到当时的心如刀割定边祭奠宠物。“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如此巨大的打击在朱元璋年少的心头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每念及此，肝肠寸断。
穷人在那样一个艰难的世道里，好像生来就是为了尝尽各种生活苦楚的定边祭奠宠物。对朱元璋来说，苦难并没有因为一个人的不堪忍受，就会自动退去或者消解于无形。十七岁的朱元璋就这样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消失在自己的面前，却毫无办法。只有短短的十三天，死神就先后夺走了他的四位亲人。
朱元璋在心里感激父母在天之灵的庇护，他的成功固然是个人奋斗的结果，但又何尝不是运气使然定边祭奠宠物。运气说到底就是在一个恰当的时候，一个恰当的人干了恰当的事。不过这一次，他干的这件事，大到没边没沿。
最后一道程序，朱元璋需要到奉天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定边祭奠宠物。李善长率群臣跪拜，宣读贺表，群臣装模作样再拜顿首。宣读赐封时，李善长排首位，为中书左丞相，宣国公；徐达排第二，为中书右丞相，信国公；常遇春为中书平章，鄂国公……其余百官都晋升了官级。对刘伯温，朱元璋考虑再三，决定任他为御史台御史中丞。这个职务，是立于中书省之外的监察机构，位置重要，凡有丞相缺位时，便以御史中丞充任。
李善长主持大典，册封马氏为皇后，朱标为太子，有关人员加封官爵，大家跪拜谢恩如仪，登基大典到此全部结束定边祭奠宠物。或许是冥冥中自有天意，当年在乡下放牛的时候，朱元璋最爱玩的游戏就是与一帮穷伙伴们排兵布阵。朱元璋将他们分成几伙，指派头目，各自占领一个山坡当阵地，以树枝当戈矛，一阵激战过后，胜者就成了王。
朱元璋一直是那个胜利者，一直是站在队伍最前面的领头者定边祭奠宠物。他依然能够清晰地记得，小伙伴们用青草结在他头上作为平天冠。他们扮作文武大臣，将破幅板的碎片各执一条拿在手中，作为朝笏。朱元璋这个“皇帝”端坐土坡上，“大臣们”在下面行叩拜之礼。真是人生如梦，梦如人生。
不要以为那仅仅是一场闹着玩的儿童游戏，今天朱元璋真的做了皇帝，而那些朝拜的孩子们之中，如汤和、徐达、周德兴，也做了开国功臣，封公封侯定边祭奠宠物。幼时的朱元璋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实现这个皇帝梦，一个放牛娃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逆袭之旅。
这种小孩子过家家似的游戏，没有人会当真定边祭奠宠物。如果放在今天，朱元璋作为一个成功人士接受那些媒体采访时，也可以牛气哄哄地说，正是从当年的那一刻起，在自己幼小的心灵深处就立下了做皇帝的人生理想，然后自己才会一步一步到达权力的巅峰。当然朱元璋不会这么说，他并不仅仅满足于福大命大造化大的龙种身份，他更了解守业的艰难。
不管怎么说，命运在虐他千遍万遍之后，终于送了一个超大号的礼包给他定边祭奠宠物。
一个人要修炼成为改天换地的帝王，要做出一番经天纬地的大事，就不能按照常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定边祭奠宠物。要随时把自己变成刀枪不入的超人，甚至要成为超越世俗情感的冷血之人，这样才能够承担起挽救天下的重任。有人问，为什么历史在这时候偏偏选择了他——一个草根阶层中的草根。
朱元璋的成功有自己的性格因素，那就是遇事冷静定边祭奠宠物。越是打了胜仗，越是办事顺利，他的头脑就越发清醒，越是能够从中捕捉可能存在的忧患，他并不追逐短暂的表面风光。就像现在衮冕登基，他虽然处于高度的兴奋状态，不过很快也就从激动的情绪中慢慢平复下来。
6.坐天下如坐针毡
又是一夜无眠，从筹备登基典礼前一个月，朱元璋就没有睡过一个踏实的安稳觉定边祭奠宠物。白天忙不完的事，晚上想不完的事。一切似乎尘埃落定，一切又似乎蠢蠢欲动。来自内心的不安时时敲打着他，似乎在悄然酝酿着未知的风险。九死一生为老朱家得来九州山河这样大一笔家产，不知道有多少人躲在黑暗的角落里羡慕嫉妒恨。
有人曾经做过统计，在中国古代社会，皇帝的平均寿命最短，健康状态最差，非正常死亡比率也是最高的定边祭奠宠物。这个群体的整体生命质量较差，生存压力巨大，因此出现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的概率也较普通人高出许多。
正月初三退朝后，朱元璋在与相国徐达等武将们交流时说：“你们为百姓着想既然拥戴了我，可你们知道立国之初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什么吗？是正纲纪定边祭奠宠物。元朝的昏乱，就在于纪纲不立，以致主荒臣专，威福下移，法度不行，人心涣散，天下大乱。你们既然辅佐于我，就应该以元朝的失误为镜子，同心协力，以成功业。”
见大臣们默然无语装哑巴，朱元璋只好接着道：“礼法，就是国家的纪纲定边祭奠宠物。礼法立，人心定，上下安。立国之初，最先着意的就是这件事。”也就是说，虽然大家是共过生死的朋友兄弟，没个上下尊卑，从今以后要君臣分明，说究个等级名分。
随后，朱元璋又说起礼法、仁义、恭敬在治国安民当中的重要作用定边祭奠宠物。白乐天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可见人心固然难测，而最难辨的是野心家们的真面目。仁义是个好东西，也是一个好的招牌。可那些表面上的礼义廉耻，又有多少是靠得住的？
在朱元璋看来，徐达、李善长、刘基、胡惟庸，在朝的这些公侯员外，哪一个不是人尖尖，用礼义纲常那一套，能唬住庸人可唬不住他们，可他还是要说定边祭奠宠物。当他听说有功臣家的僮仆干下逾礼越法的勾当，便将大臣们召至面前训话，以敲打他们麻木的神经。他说：“尔等所畜家僮有恃势骄恣逾越礼法的，此不可不留意。小人无忌惮，必须及早惩治，就像治病去根。若是隐忍姑息，必将受害。”
天下人岂尽是庸碌的，英雄豪杰也不止他面前晃悠的这些功臣们定边祭奠宠物。朱元璋要求大臣们以礼法治人，更要以礼法律己，不能有半分动摇的心思。这江山得来不易，我们要将大明王朝打造得如同铁桶般牢固。朱元璋又引用《三国志》中记载的一个故事：诸葛恪的父亲诸葛子瑜面部较长，孙权同诸葛恪开玩笑，牵来一头驴，在驴脸上题写了“诸葛子瑜”四个字。诸葛恪反应快捷，题笔添了两个字，成为“诸葛子瑜之驴”，于是大家哈哈一笑了事。
笑话归笑话，越可笑的笑话在这时候说出来越让人笑不出来定边祭奠宠物。就连朱元璋自己也没有半分笑色，而是借题发挥道：“君臣之间以敬为主。敬是礼之本。故礼立而上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孙权以一国之君而轻易与臣下戏耍，且有损于臣子的父亲，就失了君臣之道。诸葛恪虽然有才辩，但不能以正自处，招辱于父，失孝敬之心。君臣父子之道都有亏。所以君臣之间一言一动都不可不谨慎。”
心细之人，做事说究的是滴水不漏定边祭奠宠物。朱元璋在这里用君臣之间的庄重、严肃与敬畏，代替轻忽、戏谑与怠慢。他这么做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给那些一起渡江尤其是一起种过田、放过牛的功臣们一个严肃的正告。谁不遵守自己定下的规矩，都会遭到严酷的惩罚。
南征北战二十年，知道越是安稳的时候越容易出事定边祭奠宠物。朱元璋虽然在此之前并没有当皇帝的经验，但他有一个魂牵梦绕的帝王心结。高高在上，却又如履薄冰，如坐刀尖。其中有阴鸷的目光和翻云覆雨的手段，而皇权背后更是散发着让人难以捉摸的血腥味。
世界上有好些道理看起来一说就懂，一点就通，但要真正地将其把玩于股掌之间往往需要时间的历练定边祭奠宠物。朱元璋已经没有多少耐心，他恨不得自己是天神下凡，三头六臂，能够将所有问题迎刃而解。
正月初五，也就是朱元璋即位的第二天，他在与身边的官员交流治国之道时说：“创业之初其功实难，守成之后其事尤难定边祭奠宠物。朕安敢怀宴安而忘艰难哉！”这句话是告诉身边的人创业不容易，守业会更加艰难，自己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他这个皇帝是小农出身，熟悉民间社会所奉行的那一套丛林法则。譬如乡里一个大户，田地广一些，房宅大一些，衣着光鲜些，便有多少人嫉恨他，想要算计他，设局来诈他，将他的田产房屋女人全抢了来。
正月初六，朱元璋在奉天殿大宴群臣，又说起自己当了皇帝以后内心的感受定边祭奠宠物。他说：“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广，生民之众，万几方殷，中夜寝不安枕，忧悬于心。”这本无可厚非，当权者总是会宣传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了解救陷于痛苦和灾难而不能自救的人们，从而让自己的人生奋斗变得崇高起来。尽管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可造神运动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从未停息。安定天下，首先是要让百姓温饱。想当初他朱元璋如果能吃上一口饱饭，也绝不会起来造反。
或许是看到朱元璋这个新皇如此忧虑难安，御史中丞刘基就劝他放轻松，争取做到无为而治定边祭奠宠物。刘基说：“过去天下未定，皇上焦虑难安可以理解，如今四海一家，你应该少些忧虑。”少些忧虑，这天下不是你刘家的，你才会说出这般轻飘飘的话语。当皇帝这样大的美差，多一些焦虑又算得了什么？朱元璋不以为然，他忧心忡忡地告诉一路追随他的开国功臣和官员们，他说，自己和整个天下相比，太过渺小了。一个人走路还有可能会摔跤，饮食生活不当还会引发疾病，何况一身担天下之重。
按说当了皇帝后，朱元璋应该完全放松下来，享受帝王生活定边祭奠宠物。可奇怪的是，他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重到必须时时警醒自己。朱明王朝是他家的天下，居其位就要谋其政，就必须要做到以天下为忧，以国为忧，作为家天下的一家之长，更要以家为忧。唯有如此，这天下才能长治久安。当然他的这番话除了说给自己听，也是说给那些大臣们听的。
当年陈友谅垮台后，有人将他用过的一个镶满金珠宝玉的镂金床送到他的面前定边祭奠宠物。朱元璋问左右：“此与孟昶七宝尿器何异？”大臣们知道，朱元璋说的是五代十国时，后蜀皇帝孟昶用玉石、翡翠装饰打造了一个价值连城的金尿壶。没过多长时间，这个用金尿壶的皇帝就亡国了。朱元璋当即令人将这价值不菲的玩意儿砸得稀巴烂。有一个侍臣趁机在旁边拍马屁，说：“陈友谅未富而骄，未贵而侈，这是他败亡的主要原因。”
朱元璋赶紧摇头否决定边祭奠宠物。他说：“既富岂可骄？既贵岂可侈？有骄侈之心，虽富贵岂能保？处富贵者，正当抑奢侈、宏俭约，戒奢欲犹恐不足以慰民望，况穷天下之技巧，以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覆车之辙，不可蹈也。”他质问对方，难道富贵就可以骄奢侈吗？一个人若有这种心思，富贵也保不住。戒慎戒惧地抑制骄奢淫逸，还怕做不好事情，更何况放纵自己。
正月十三，朱元璋再度宴请群臣，又说了一些创业艰难的话定边祭奠宠物。他说自己不是一个只在乎眼前得失的人，遇到什么问题都要三思而后行。虽然自己已经登上了皇位，但他始终不敢忘记自己是苦孩子出身，更不允许自己产生乐极一时的暴发户心态。时时警醒自己，危险从未离开，唯有如此，才能让自己不再陷入危险境地。
中国农民本就是最严厉的克己主义者，作为最底层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也不例外定边祭奠宠物。他在青少年时期所经受的饥寒交迫，让空荡荡的胃里根本无法适应豪奢的饮食。他的节俭不是一个新君刻意表演出来的秀，更不是笼络人心的手段，而是依赖于肉体与精神的本能。如果在历代皇帝中评选最节俭的皇帝，朱元璋定会摘得桂冠。
当了皇帝后，他每天早饭，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定边祭奠宠物。他所用的床，并无金龙在上，与中等以上收入家庭的卧榻无异。他命工人给他造车子、造轿子时，按规定应该用金子的地方，都用铜代替。朱元璋还在宫中命人开了一片荒来种菜吃。洪武三年（1370年）正月的一天，朱元璋拿出一块被单给大臣们传示。大家一看，都是用小片丝绸拼接缝成的百衲单。他说：“此制衣服所遗，用缉为被，犹胜遗弃也。”
如同一辆车子在险峻的路上往往会走得稳当，平坦的路稍一颠簸就有倾覆的危险，这是人们的心理在作祟，总是在艰难的时候更谨慎，顺利时就容易疏忽大意定边祭奠宠物。守天下就如同车夫驾车，虽然天下太平，也不能忘乎所以，不然就会江山不稳，帝业不牢。
一个人的出身环境、成长经历决定了一个人的思维以及他的世界观定边祭奠宠物。出生于世代雇农之家的朱元璋，在人生的旅途中备尝人间艰辛，这一切无疑对朱元璋设计国家制度和制定国家政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闭上眼，朱元璋琢磨的全是皇帝的困境，而不是享乐定边祭奠宠物。这天下经常有些灾害，加上官吏盘剥，百姓们吃不上饭，动不动就要起来造反。又有些奸民，弄些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非法组织，聚众烧香，夜聚晓散，时间一久便会生出祸端。
刚刚登上帝位的朱元璋将自己的忧患意识归结为“三畏”定边祭奠宠物。他对文臣宋濂说：做人不能无知无畏，人只有有所“畏”，才不会乱来。我“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他无时无刻都不敢疏忽，生怕自己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天地之道”，违背了老百姓的意愿，触犯了老百姓的利益。
朱元璋从早到晚都抱着警惕自持的心态，在他看来，作为一国之君，如果无法让普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安稳的生活，那么就会失去天下民心，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定边祭奠宠物。他是一个心思细腻之人，做事说究尽善尽美，不留后患。自从做了皇帝之后，朱元璋常常因为琢磨身边的人和事，寝食难安。马皇后劝他，不要一天到晚瞎琢磨，搞得朝堂上下都紧张兮兮的，让我也跟着你睡不好觉。
可是不琢磨能行吗？这么大的一份家业，朱元璋总是担心哪一天大明王朝也被人颠覆了，这禁城宫殿不是归别人所有便是被一把火烧个干净，子孙妻妾不是被杀个精光就是被掠去为奴做婢定边祭奠宠物。每每念及于此，朱元璋就像是从一场噩梦中惊醒。
看着眼前这些王侯公卿，没有一个是吃素的，都是跟着自己刀头舔血过来的定边祭奠宠物。为了不让自己在流逝的时间面前迷失了方向，麻木了神经，忘却了忧患，朱元璋特地让人搜集和编纂有关历史上那些无道昏君的恶劣事迹，供他借鉴，以此来警醒自己。历史上的那些帝王，无论是向善，还是为恶，朱元璋都可以拿他们作为自己的一面镜子。以史为鉴，至少可以让自己少走一些弯路。
从游民领袖到一代帝王，社会地位的变迁好像并没有给朱元璋带来更多实质性的改变定边祭奠宠物。两种身份似乎有高下之分，但是它们之间的距离却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基本上都是在一个规则体系里生存绵延，异曲同工。
无论是朱元璋，还是历史上的其他皇帝，他们的思想根源都深植于同一种文化的土壤，他们深信自己的个人意志应有绝对自由的空间，并具有自由伸张的绝对权力定边祭奠宠物。他们确认自己的一切想法、一切行为及其所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具有绝对的真理性，都代表着上天的意志。
7.大明何以为明
风尘垢面，间关万里，来自北方的快马每天都向南京城里的洪武皇帝报告前方的战况定边祭奠宠物。大明王朝开张营业，统一全国的战争还在向前继续推进。捷报，又是捷报。千里之外的军情，等传到朱元璋耳朵里，就算是十万火急也成了一场毛毛雨，更何况打的还是胜仗，那就更不用上心了。
三军用命，这时候的北伐军按照既定的战略方针而行，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元军不逃即降定边祭奠宠物。就在这时，元军内部也陷入严重的权力内讧，斗争不断升级，政局反复和军权轮换，可谓内外交困。
北伐之战于朱元璋来说，一切来得过于轻松，远没有鄱阳湖大战的激烈程度定边祭奠宠物。他只用了十个月的时间，就以极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的收获，轻轻松松地就将整个中国北方纳入自己的势力版图。
元朝虽然是被明朝取代，却并非亡于朱元璋之手，而是先乱于刘福通等农民起义军，后亡于自己内部的腐败和纷争，最后干脆放弃了对汉人的统治，退回大草原定边祭奠宠物。朱元璋不过是因缘际会，在南方的同根相煎中获得胜利，又在北方的同室操戈中捡了个大便宜而已。
胜利的消息来得过于突然，也过于简单，朱元璋甚至有点感激元顺帝的不战而逃定边祭奠宠物。
洪武二年三月，冻土渐苏，明军横渡黄河，一举攻克西安，平定陕西定边祭奠宠物。
洪武三年四月，春风不度玉门，徐达率领的军队却大破扩廓帖木儿（王保保）于甘肃定西县北，擒获其王、公、平章等官员一千八百余人，士卒八万，缴获战马五千余匹定边祭奠宠物。扩廓帖木儿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数人北遁和林（今属蒙古国）。不久，元顺帝妥欢贴睦尔死于开平以北的应昌，享年五十一岁，在位三十六年。皇太子爱猷识理答腊即位。
五月十六日，正值江南的梅雨季节，左副将军李文忠自开平开赴应昌，俘获诸王、后妃及官属数百人，兵民数万人，继位不久的爱猷识理答腊继续向北逃去定边祭奠宠物。明军顺势平定沙漠，并诏告天下。
十一月初七，霜降过后，征虏大将军徐达、左副将军李文忠班师回朝，朱元璋亲赴龙江出迎慰劳定边祭奠宠物。龙江这个地方对朱元璋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当年就在这里，朱元璋率领徐达等人与陈友谅的军队展开惊天一战。往事并不如烟，可如今天下格局早已天翻地覆，一切犹如一场梦境。朱元璋在郊庙举行仪式，内心也是感慨不已。他把北伐得胜、扫平沙漠的消息祭告天地，同时下令大都督府、兵部逐一登录各位将领的功绩，准备论功行赏。
洪武三年十一月的流水账中，论功行赏所占的篇幅虽然不是很大的一部分，但有几项任免还是非常重要的，若加以揣摩，可以从中看出朱元璋在洪武年间这场权力游戏中的基本套路定边祭奠宠物。
十一月十一日，朱元璋登上奉天殿，大封功臣，并发表了那篇蛊惑人心的即位宣言：“今日成此大业，是皆天地神明之眷佑，有非人力之所致定边祭奠宠物。然自起兵以来，诸将从朕，披坚执锐以征讨四方，战胜攻取，其功何可忘哉？”也就是说他之所以能够成就帝王霸业，全赖天地神明的眷顾和护佑，非人力所为。诸位文臣武将跟着他征讨四方，他当然不会忘了他们的功劳。
十一月十三日，朱元璋又一次大宴功臣定边祭奠宠物。等到酒酣宴罢，心情颇不宁静的他再度发表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说话：“创业之际，朕与卿等劳心苦力，艰难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万机，不敢有丝毫安逸。卿等现在都安享爵位，优游富贵，也不可忘掉艰难之时。”在这句话里，朱元璋又一次强调了“创业难，守业更难”的古老真理。这天下是我们一起浴血奋战打下来的，一路艰难。如今天下大局已定，可我这个皇帝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也希望你们能够和我一样时时警醒，居安思危。
朱元璋的这番说话并不是他自己的原创，而是从历史上的另一位极具争议的帝王唐太宗李世民那里得到的灵感定边祭奠宠物。当年身为秦王的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从父兄手中血腥夺权。非常规手段夺权却成就了一代明君圣主，历史的拐弯处总有让人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这是一种多么奇特的时间轮回。李世民经常与他的那些官员们讨论创业与守业之间的关系，有一次，他问手下那些大臣：“帝王之业，是打天下难，还是守天下难？”谋臣房玄龄回答说，打天下难，而魏征则认为守天下更难。
李世民对二人的说法各自做了分析，他说，出生入死打天下的人，会认为创业难；而攻坚克难守天下的人，就要考虑国家的长治久安，不能有骄奢淫逸的享乐思想，不然就有可能走到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定边祭奠宠物。
朱元璋的经历与唐太宗李世民并没有多少可比性，后者生于王侯世家，而前者则由一介贫民经过生死考验跃登九五至尊定边祭奠宠物。大字不识几个的朱元璋通过向身边的儒士请教，加上自己还算勤勉的学习态度，对于儒家治国之道，他虽然不能说有多么精通，但是其中的规律还是懂得一些的。
第二天，徐达率诸将领前往谢恩，朱元璋于华盖殿赐坐慰劳定边祭奠宠物。最高领袖的关怀，有时候又何尝不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在这次君臣会面中，朱元璋对这帮南征北讨的将领们说：“我朱元璋能够成就今日之统一大业，都是你们各位将领的功劳。”
这样的话让徐达听来既感到无限的满足，又从心底生出千丝万缕的惊悸定边祭奠宠物。徐达赶忙起身跪地叩头，说道：“臣等起自田野，风云际会，追随上位左右。每次征战，都是奉了上位的成算，用兵次第，如以掌运指，待战事胜利结束，竟至不差毫分。这是天赐上位的圣智，非臣等所及。”
古代中国人对于“国”的定义，并非现代意义的政府机构，而是一个心理上的共同体定边祭奠宠物。功臣与皇帝共同创业之时地位并没有多少悬殊，尤其在整个创业过程中，像朱元璋这样的成功者为了能够得到追随者的忠诚和勇力，往往会摆出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使那些追随者能够感觉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与尊严。
那时候的朱元璋和功臣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君臣之间的等级，更像是一种信任与平等的朋友关系定边祭奠宠物。《礼记》对“圣人”的定义很简单，那就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按照民间的演义，朱元璋与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结义兄弟，是义父义子的关系，有意无意中确定了小家、大家、国家之间环环相扣的权力秩序，举伦理的“纲”，张国家的“目”。
新朝初立，权力的分配大多是一种分享性而较少恩赐性色彩定边祭奠宠物。大家都起于贫贱，有的功臣还与朱元璋自小相识，一起成长，相互熟悉了解，与朱元璋之间很难产生臣下对君主所应具有的神圣感。这种情形，自然会让他不自主地觉得那些功臣的权位离皇权太近了。
每个最高统治者都需要一个政治空白区，很多时候，人的权力欲越强，猜忌心越重，所需要的政治空白区域也就随之扩张定边祭奠宠物。一个无品级的下人，只要被放置在合适的位置上，就可以使历史的杠杆彻底倾斜，更不用说那些朝中大员。君疑臣则诛，臣疑君则反，这句话说得不是没有道理。当年农民起义的领袖陈涉在帮人打工时与他身边的工友约誓：“苟富贵，勿相忘。”可是在他称王之后，昔日的工友们去看望他，说起当年大家在一起穷混时的往事，陈涉心里就接受不了了，转脸就将那些昔日老友全部杀掉。
朱元璋由始至终都保持着一种清醒的状态，由于过分清醒而显得阴冷有余，光明不足定边祭奠宠物。三年的流浪生活摧毁了他做人的道德底线，“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为他所奉行的生命哲学。在个人奋斗和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朱元璋始终不会忘记自己一路走来的艰难。
朱元璋的防范心极重，他要求别人也要和自己保持同一步调，哪怕是一言一行定边祭奠宠物。但那些追随他艰难创业、最终得到富贵的功臣们，能始终与他保持同一节拍吗？这也正是他的顾虑所在。他在北伐的那道檄文中明确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陈纲立纪，救济斯民”的口号。也就是要赶走中原地区的蒙古贵族，恢复中华，恢复以汉人为主体的没有民族压迫的统治。
在坐上金銮殿之前，朱元璋已经将自己的国号定为“明”定边祭奠宠物。何以为明，自然有他的考虑。国号是诠释一个开国者思想最直接、最便捷的途径，他朱元璋的天下在史册中又该有着怎样一个区别于其他王朝的FU号。他仔细想过，历史上出现的那些国号，有的标注姓氏、家族，有的标明地望、徽号，当然，有的国号也寄托了开国者的某种政治理想。
大明的“明”来源于明教的“明”，既是天下民众都在盼望的一个光明世界，更寄托着朱元璋内心高远的治国理想定边祭奠宠物。明教源自波斯，本名摩尼教，在唐朝武则天时期传入中土。当时的波斯人拂多诞带着明教的“三宗经”来到中原，中国人才慢慢开始研习此教经典。到了唐武宗会昌三年，朝廷下令屠杀明教徒，明教势力逐渐走向衰落。自此之后，明教便成为犯禁的秘密教会，历朝均受官府镇压与摧残。
为了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明教转入地下发展定边祭奠宠物。教众行事诡秘，因此摩尼教的“摩”字也被人改为“魔”字，世人称之为魔教。
朱元璋加入的第一支队伍是红巾军，当时刘福通等人以白莲教的名义，将民众组织起来，对抗蒙元政权的统治定边祭奠宠物。白莲教宣称“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将要到来”，借以鼓舞人民反元，所以又称“光明教”。首领韩山童自称“明王”（其子韩林儿称“小明王”），都体现其教义宗旨。
红巾军起义的时候，大多数农民投军都是奔着能有一条活路可走定边祭奠宠物。韩林儿被刘福通拥立，号称是宋徽宗的八世孙，他们提出“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的口号。
在蒙元统治时期，老百姓受苦受难的根源是蒙古贵族的压制，只有推翻蒙元政权才能迎来一个光明世界定边祭奠宠物。“日月重开大宋天”，大宋的天下是以汉人为主体或者说汉人和各个民族平等生活的天下。像朱元璋这样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农民投入军中，是为了有饱饭可吃，有活路可走。对于朱元璋等人来说，生存面临的两大问题：一是严重的阶级压迫，我们生来贫穷，既受官府的欺诈，又受富民的欺诈；二是民族的压迫，汉人是下等人，无法与蒙古人、色目人平起平坐。
小明王宣扬的是“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将会给天下人带来幸福生活定边祭奠宠物。红巾军要实现夺权，小明王就是最好的一面旗帜。既然明王出世可以带来光明，那么就要在现实里找到一个明王带领大家推翻黑暗的现实，这是红巾军所信奉的宗教，也是红巾军所提出的政治理念。
如果说朱元璋的“大明”与明教、小明王有什么关系，那就是他希望自己所建立的帝国是天下黎民的光明之都定边祭奠宠物。至正十五年，红巾军迎立韩林儿为“大宋皇帝”，使用“龙凤”年号。而朱元璋为了扩大自己在红巾军中的影响力，也打着小明王的旗号。所以他与小明王，与明教都结下了不解之缘。
小明王是一块闪闪发亮的金字招牌，刚开始创业，朱元璋需要加入红巾军这样的全国连锁店定边祭奠宠物。每年的正月初一，他都会在军帐中专门设立一个座位——御座。虽然韩林儿从没到过场，但那个座位永远是属于他的，朱元璋会领着文武官员向着那个虚幻的位置行叩拜之礼。
并不是所有人都奉行这样一套把戏，刘基就没太拿小明王韩林儿当回事，甚至经常在私下里称呼韩林儿为“牧竖耳”定边祭奠宠物。就是在人前也毫不避讳自己的观点，他说，韩林儿不过是一个放牛娃，根本不具备天命神授的气象，也不具备号令群雄的实力，凭什么让他拜这样一个人？
奇怪的是朱元璋从不干预刘基等人的想法，他拜他的，别人说别人的，各行其是定边祭奠宠物。之所以会有不同的理解，是因为位置的不同决定了态度的不同。在很长时间里，朱元璋都打着韩林儿的旗号在这个纷乱的世道里折腾。这样做既可以名正言顺地号令天下红巾军，又可以在关键时刻把他推出来做挡箭牌。
朱元璋在他所草拟的那篇讨伐张士诚的檄文中说，元朝末年有很多人“酷信弥勒之真有”，误中妖术，“聚为烧香之党”，大家纷纷起兵，“焚烧城郭，杀戮士夫，无端万状”定边祭奠宠物。也就是说，有很多人是打着宗教的旗号，干着祸害百姓的不法之事。这种无序状态下祸害民众的怪力乱神只会给人民带来更加深重的痛苦和灾难，不可能迎来一个真正的光明世界。如果说这样一个“明”是小明王的明，是摩尼教的明，那么老百姓肯定是不会接受的，儒家也难以接受。
朱元璋和他的军队经过儒家知识分子的全方位改造，与依托白莲社的红巾军渐行渐远，向着夺取全国政权的方向大步前进定边祭奠宠物。自从小明王韩林儿沉江，朱元璋就与以“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为号召的红巾军完全脱离。这时候的他已经不再需要别人的金字招牌，他自己已经成长为最大的品牌。
在这里，一切FU号都不是上天赋予的，而是人造的定边祭奠宠物。朱元璋必须要用这个“明”，他不能抛弃那些为了追求光明世界而追随自己的广大部众，他不能让那些人失望。那些追随者大多是红巾军的将领和战士。为了迎接明王出世，他们才在这条生死沉浮的路上颠沛流离，如果他现在抛弃这个“明”字，也就等于让很多人放弃了他们最初的信仰。
朱元璋要彻底改变信奉明教的红巾军部众无组织、无纪律的生存状态，要以“仁义”行天下，得天下定边祭奠宠物。他身边不乏饱学之士，比如李善长、冯国用、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等人，他们都是儒家学说的传承者，之所以会接受“明”字来做国号，是因为他们赋予了“明”字一个新的含义。
明是什么？明就是日月同辉，中国古代有日月崇拜，中国历朝历代的京都之地都设有日坛、月坛，要祭祀朝日、祭祀夕月定边祭奠宠物。中国的皇帝说自己做皇帝是奉天承运，他的皇权是神授的，因此要敬日敬月，日月相合就是明。
在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当中，阴阳五行观念居于主导地位，按照阴阳五行之说，南方为火，北方为水，南方属火，火神为祝融，北方属水，水神为玄冥定边祭奠宠物。每个皇朝都占有五行中的一种德运，哪一种德运兴盛，哪个皇朝就会兴起。元朝起自北方为水德，明朝起自南方为火德，水火相克，明朝取代了元朝，就是火克了水。
民间社会所流传的朱元璋出生以及在寺院里做和尚时的那些传说和征兆，其实都是在宣传朱元璋占有了火德定边祭奠宠物。比如《皇朝本纪》里记载：“上自始生，常有神光满室，每一岁间，家内必数次夜惊，疑有火，急起视之，惟堂前供神之灯也，无他火。”
《明太祖实录》记载：“上生，红光满室……自后数夜有光，邻里遥见，惊以为火，皆奔散，至则无有，人或异之定边祭奠宠物。”也就是说，朱元璋降临人间的时候，红光满室像着了一场大火。后来他到寺庙里当和尚，也经常出现一片火光，走近一看原来是他在里面读书。后人将这些东西大肆渲染，说他是因为得了火德，才得了天下。日月为明，南方为火，这些人将此说法和儒家所信奉的天命观和中国自古以来的阴阳五行观联系起来，“明”就有了新的概念。
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定边祭奠宠物。天下的一切物用，皆归于王所有。为了神化朱元璋，那些造神者们还将他的姓氏和远古时代的火神联系起来。火神祝融是颛顼之子，是帝喾的火正（掌管火的官），因为立了大功，就以祝融作为姓氏。据说朱姓是祝融的后人，朱是赤色，是火的颜色。于是将都城南京说成祝融氏的故地，很自然地把朱元璋的皇权天授与古老的传说联系在一起。
“明”作为国号不仅被那些参加起义军的人所接受，也被后来加入大明政权的儒家知识分子和广大臣民所接受定边祭奠宠物。“明”这时候成了一面精神旗帜，在纷乱的世道里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韩林儿之所以被称为小明王，也是为了宣扬他就是明王出世，来这个世界是为了给普罗大众带来光明。
朱元璋不仅要保留住这个“明”字，更重要的是占住明王这个位置，他要向天下人表明自己才是真正的明王，是这个光明世界的王，是大明王朝的王定边祭奠宠物。既然自己是明王出世，那么天下就不会再有第二个明王。既然韩林儿是小明王，那么他朱元璋就是大明王。
朱元璋投军只是为了能有下一顿饱饭，所有的信仰都是建立在一顿饱饭的基础上定边祭奠宠物。等到他掌兵后顺应大势才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拯救生民于水火”的口号。
起于社会最底层，知道老百姓活得有多艰难，知道社会的弊病究竟藏于哪里定边祭奠宠物。朱元璋希望自己能够建立一个清明之国，以实现明王给大家带来光明世界的预言。他用一个“明”字表明了自己的治国理想：他要做一个真正的明王，为天下苍生创造一个幸福安康的光明世界。
定国号并没费多少周折，但是在定都一事上朱元璋却表现得犹豫不决定边祭奠宠物。1364年是他政治生涯最为关键的一年，在那一年，他在应天登吴王位。既然一方为王，自然就要有王的荣耀与气象。于是他开始在南京改筑应天城，同时建造太庙、天地坛、社稷坛等登王者与天地沟通的现实平台，并在旧城东北钟山之阳建造一座新的王宫。
王宫原先是应天府的府衙，府衙已经算是全城最像样的建筑，但将来作为一个王朝的宫城，还是显得不够档次定边祭奠宠物。从攻占集庆到考虑定都，在这期间，南京城内外陆陆续续搞了很多城池建筑，尤其是以1367年九月完工的新吴王宫即后来的明故宫为主体，已经具备都城的雏形。由于当时战局吃紧，张士诚还在死死地咬住他，而蒙元军队也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城的城市建设并没有做到大干快上。
随着登基之日的临近，朱元璋与他的智囊团才开始筹谋定都一事定边祭奠宠物。经过一番论证，谋臣们拿出了四套方案：在自己的家乡临濠（今安徽凤阳）建中都；将开封设为北京；在长安建都；或者直接定都南京。
洪武二年八月，朱元璋召集身边的那些开国大臣们，谋划建都之事定边祭奠宠物。他在听了大臣们关于在长安、洛阳、汴梁等地建都的意见后，认为“所言皆善，唯时不同耳”。随后他提出：“临濠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为中都，何如？”
那些开国大臣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淮右的凤阳、定远乡下，他们早就想衣锦还乡，听朱元璋这么一说，“皆称善”定边祭奠宠物。就算他们不是来自淮右，也会支持朱元璋的这一决定，因为“圣心思念帝乡，欲久居凤阳”已不是什么秘密。只有性格耿直的浙东人刘基直接对定都凤阳表示反对，他说：“中都曼衍，非天子居也。”
朱元璋心意已决，更何况还有那么多淮右官员的呼应，刘基的反对也就淹没无声定边祭奠宠物。一个月后，朱元璋诏以临濠为中都，“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后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之意，改临濠府为中立府，又因中都宫阙建在凤凰山之阳，故改作凤阳。
既然选择在自己的家乡建都，有着浓烈的家乡情怀的朱元璋自然格外地用心用力定边祭奠宠物。明中都的布局，严格遵循传统的对称原则，着重突出的是中轴线上宫阙的建筑布局。朱元璋要举全国之力在自己的家乡建设大明王朝的中都，各个殿堂都要奢侈华丽，所有的石构件都要精致奇巧。他不仅“令天下名材至斯”，还遣使到尚未归入图籍的附属国“求大木”。为了使建筑坚固，不仅用桐油、石灰、糯米做浆砌砖，关键部位甚至熔灌铁水。曾经有专家做过比较，在明初三都之中，最奢华的应该是凤阳的明中都。
以石雕为例，南京明故宫午门石须弥座上只有少量的纹饰，其余部分都没有雕饰；北京故宫午门只有门洞南北两端有少量的雕饰定边祭奠宠物。石雕的精细和华丽程度，远远比不上中都午门石雕。从石雕题材上来看，北京宫殿的题材主要是以龙凤为主，不像中都石雕那样丰富多彩。中都宫殿石础大概达到了二点七米见方，可以清晰地看到浮雕，浮雕以精美的蟠龙为主。而北京故宫太和殿的石础仅为一点六米见方，没有任何雕饰。
洪武八年，眼看着中都建设竣工在即，一心盼着早日迁都的朱元璋亲临凤阳验收定边祭奠宠物。在参观完这座美轮美奂的新都之后，他毫无征兆地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废弃中都！皇帝是不是疯了，一时之间，流言汹汹。有人说，朱元璋在验收过程中得到一个意外的消息：因为工头拖欠工钱，惹得施工的匠人们心怀怨恨，实施了“厌胜法”。也就是在宫殿的一些关键部位，埋下了一些咒FU、泥人、木人、弓箭、剪刀、纸人等东西，据说这样将给居住者带来厄运。朱元璋要把修造宫殿的几千名工匠全部杀掉（明史说他“尽杀之”），工部尚书薜祥冒死进言，说只有木匠才能下镇物，铁匠和石匠没有责任，“活者千数”。经这么一折腾，朱元璋不可能再在凤阳建都了。
其实在两难中徘徊的朱元璋一度想以应天府为南京，开封为北京，想要模仿周朝与汉代营建两京，实现“春秋往来巡狩”的复古愿望定边祭奠宠物。最终因为开封当时民生凋敝，恐劳民伤财会生变故，况且又有元末修黄河导致农民大起义这个前车之鉴，朱元璋只好无奈地选择放弃。
对于每一个有帝王梦想的人来说，长安都是一个绕不开的地方定边祭奠宠物。这里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最多的城市，尤其那几个老牌帝国。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王朝选择在这里建都，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明显地比南方少数民族要好斗，具有更强悍的侵略性，他们常常不安分地从游牧区南下侵扰到农耕区，这就给农耕区的民众带来了无尽的烦恼与痛苦。相对而言，建都北方势必将大一统帝国的政治和军事重点投在北方，这样可以迅速地就近调集军事力量来应对。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事业的接班人太子朱标在考察未来迁都之地长安以后突然病逝，使得朱明王朝迁都长安之事不了了之。
应天（南京）是朱元璋不得已才选择的地方，曾经是他创业阶段的根据地定边祭奠宠物。“应天”一词，最早出现在伏羲时期的《简易〈道德经〉》里。它的意思是响应天，人心虔诚不违天。从攻占集庆到建立大明帝国，朱元璋已经在应天前前后后待了十二个年头。应天府是他打天下的中心根据地和大本营，同时这块热土也见证了他一路走来的艰辛和他足够伟大的功绩。从某种意义上说，朱元璋对应天还是有着较为深厚的感情。
他之所以没有坚定地选择在南京建都也是出于战略上考虑，南京从地理位置上看偏于江左，离中原非常之遥远，在全国统一的形势下难以对中原和全国进行有效的统治定边祭奠宠物。再加上有人在他面前嘀咕了一句，南京之地“六朝国祚不永”。也就是说在南京建都的王朝都是短命的，这魔鬼般的咒语一直缠绕着他，令他迟迟不愿下决心在南京定都。就算是在这里当了将近三十年的皇帝，他还是不甘心将自己的朱家王朝永久地置于此处。
朱元璋定都南京，有着个人的诸般无奈，也有着时代的背景定边祭奠宠物。宋元时中国经济中心和重心已经南移，当时“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也就是说，南京是当时东南与南方各省经济的枢纽，是全国经济的中心，有这么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为背景，南京作为大一统帝国的都城就绝不会有物质经济之忧，这是定都北方所绝对无法与之比拟的。
除了经济，宋元以后，中国的文化中心也已经转移到南方来定边祭奠宠物。元代时很多著名的文人画家、戏曲家、艺术家等，大多出自南京及其江南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大明刚刚开国，百废待举，如果要放弃南京折腾到别处建都，无疑要耗费很多的物力、财力，这对刚刚建立的大明帝国不啻一项沉重的负担，尤其是要舍弃这些现成的建设到别的地方建都，对于节俭的朱元璋来说，他的内心是无法接受的。
二、洪武年的圈里圈外
洪武元年标志着一个艰难而伟大的转折和开端定边祭奠宠物。从最底层的一介布衣到老天赏饭吃给了顶皇冠而又总是焦虑难安的帝王，这些年所经历的大劫难和大幸运真如过山车一般，想起来既让朱元璋感到后怕又不由地沾沾自喜。
蒙元势力的虎视眈眈和功臣势力的不断坐大一直是朱元璋耿耿于怀的两大忧虑定边祭奠宠物。他已经是皇帝了，委曲求全的事他无法再接受。既然已成为大明王朝的开国之君，他又怎能辜负上天对自己的厚爱。
1.功臣是怎样炼成的
洪武元年一个春天的夜晚，刚刚完成登基大典只有两个月时间，朱元璋双目低垂，苦苦思索着历朝历代兴盛与败亡的原因定边祭奠宠物。紫禁城中轴线上那一连串雕工精美的龙椅虽然收容了他那在马背上疲惫不堪的身体，但他并不感到轻松。
他知道，天意虽然是对皇权最合理的解释，但是无论他怎样为自己攀扯上天这个靠山，在这块辽阔无比的疆土上，现在的他真就成了一个孤零零的个体，成为所谓的“孤”，所谓的“寡”，是唯一的“一”定边祭奠宠物。闭上眼睛，除他之外，那黑压压的多数会让他坐卧不宁。要让大多数臣服于他这个“一”，仅靠虚无缥缈的天意显然是无法实现的。
从坐上金銮殿的那一刻开始，朱元璋就觉得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很多时候只能用欲望、私心和霸权来形容的人定边祭奠宠物。当初加入红巾军，朱元璋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向这不平等的世界复仇。可是等到他真正坐在这里，才发现这世界哪里有绝对的平等。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定边祭奠宠物。就像这皇宫里的一切，什么人走什么路，什么人住什么屋，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僭越者只有死路一条。而这所有的规矩，不就是为了保障他这个皇帝可以为所欲为，不守任何规矩吗？
集权，还是分权，这是朱元璋考虑最多的问题定边祭奠宠物。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关系到一个政体的生死存亡。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中国的王朝时代就像一个跷跷板，在集权与分权之间寻求平衡，却又摇摆不定。当然眼下对朱元璋来说，作为开国之君，他要将“一家之天下”变成“大家之天下”。大明王朝的建立不是他朱元璋一个人的事，那些经历了血与火的功臣就如同手里拿着原始股的股东，他们都有资格参与分红。称帝之初，朱元璋在朝廷的主要顾问和支持者包括他在前一年封的三个公爵：即徐达、常遇春两员武将，以及文官李善长。
徐达是安徽濠州人，至正十三年投效朱元璋定边祭奠宠物。他和其他因饥馑和疾疫而无家可归的几千人一起开始反抗元政权的当局。李善长为安徽定远人，出身于地主之家，于至正十四年跟从了朱元璋。常遇春也是濠州人，原为一介武夫，于至正十五年归附朱元璋。
在开国初年，这三个人是朱元璋最宠信的助手定边祭奠宠物。他们三人组成了开创朱明王朝的淮西集团的核心。在一个专制社会里，集团是一个令人生畏的词，一切的任用、奖励、教谕和惩罚都来自于集团。而所谓的集团行为又最能体现一个组织的办事效率，也是最能体验操作快感的活。那种果决、有效和得心应手，有如庖丁解牛一般，每一次出手都是集团智慧的外在形式，堪称游刃有余。
在淮西集团形成抱团势力之后，朱元璋还吸引了其他许多人物到他的麾下，其中有文武两方面的人物定边祭奠宠物。在文人方面，没有人得到像朱元璋给予武人那样的赏识、身份和俸禄。虽然朱元璋一直希望能够建立以传统的礼仪和天命为基础的可靠的文官政权，但在洪武初年，军人的地位要远远高于文人集团。
人事者，拨人弄人动人之事也；人事者，事中之至大至重至权威者也定边祭奠宠物。翻看一部人类政治史，你方唱罢我登场说的其实就是那点儿人事问题——谁上谁下谁坐庄，谁来谁去谁垫背。草根出身的朱元璋能够有今天的成就，说到底也就是两个字，玩人。他的老家凤阳与我的老家淮南一水之隔，我们当地人说谁不够圆滑世故，就说那个人不懂人事。此处人事与彼处人事，虽然语境不同，但其中所包含的意思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朱元璋并无治国经历，甚至连当家的经验都没有定边祭奠宠物。这时候摇身一变成了皇帝，所能参照的也只是前朝的政治模式，他依样画葫芦为他的朱家王朝定规矩、画方圆。此时他内心更多的是得意，是张狂，是全情投入，是酣畅淋漓，是意犹未尽，就像人间行乐图中，只有自己是唯一的主角，也只有自己能够实现从此岸出发顺利抵达彼岸。
从来皇帝封功臣，最大的奖赏莫过于让他们死后配享太庙，让那些后世皇帝也时常来此祭祀怀想，功臣名爵可与整个王朝相始终定边祭奠宠物。可是朱元璋却别出心裁，于洪武二年正月下敕给中书省，在配享太庙之外，又单独建了一座功臣庙。他把那些和自己一起打天下的人按功劳分成三六九等，供在功臣庙里受人间香火。
即位之初，朱元璋也的确有“保恤功臣之意”，他甚至想要建立一种“君臣得以优游，终其天年”的和谐的君臣关系模式定边祭奠宠物。这些老伙计们跟着自己在创业之路上抛头颅、洒热血，如今天下太平，富贵在身，就应该让他们好好享享清福，过一个太平祥和的晚年。
能够进入一个帝国的功臣庙，对于那些文臣武将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定边祭奠宠物。天下本来就很难有一碗水端平的事。就算是持碗者想要端平，稍一紧张手发抖还是会不平。朱元璋面对那么多的同乡、亲戚和勇猛的战将，即使分封时做得再细致，也难免会百密一疏。
从洪武二年建功臣庙，到洪武八年，在大明的功臣庙里供奉了三百零九位功臣定边祭奠宠物。这时候，朝中官员的人际关系是颇为复杂的，大多受到婚姻、新军功和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决定勋贵地位和人际关系的，仍是战功、籍贯、出身、军中早期经历和上下级袍泽关系等渊源性因素。
洪武三年阴历十一月，徐达北伐兵团凯旋定边祭奠宠物。按照司天监早已择好的良辰吉日，那一天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分封功臣。草草年华，沉沉风雨，朱元璋要给多年以来跟随他南征北战的功臣们一个交代。开基之始，他就想着要大封功臣，只因那时天下还没有真正进入太平时期，武将们还奔波于四处征战的路上，功过不好统计，这件事便一拖再拖。
那些文武大臣早就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对于朱元璋来说，这是权力运行的一次重大考验定边祭奠宠物。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心心念念都牵动着这个庞大的整体。中国帝制时代，对外姓的封爵大致有五种，分别是：公、侯、伯、子、男。此次的公爵六人分别是：李善长（韩国公）、徐达（魏国公）、常遇春的儿子常茂（郑国公）、李文忠（曹国公）、邓愈（卫国公）、冯胜（宋国公）。这六人中，只有李善长是文臣，其他五人都是血战沙场、用鲜血为朱元璋开疆拓土的人。
在榜之人也由此成为大明王朝第一批勋贵，构成了明初勋贵的主体，在这里朱元璋将子、男追封给了那些战死的功臣定边祭奠宠物。作为一个开国之君，最考验其政治智慧的莫过于技术性地分封这些有功之臣。
何为政治智慧？单就朱元璋封赏功臣这件事来说，它至少包括了这样一些内容定边祭奠宠物。明明有难言之隐，却偏偏要做得冠冕堂皇；明明想草草了事，却偏偏要做出公正严谨的样子；明明是这一码事，却偏偏要拿另一码说事；明明关注的是事情的实际意义，却偏偏要在仪式意义上兜一个莫名其妙的大圈子。
朱元璋给了那些有功之臣足够的尊崇，按照品级划分，公、侯、伯的权威要高于一品大员定边祭奠宠物。朱元璋的封赏在天下臣民看来固然有贤明君主的宏大气象，但是他自己心里清楚，在那些貌似公正奖赏的背后，完全是他的个人算计。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公正，而朱元璋的公正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建立在有利于皇权的基础上。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这些人名中怎么就没有刘基？再仔细数一遍，还是没有定边祭奠宠物。如此重大的封赏活动，朱元璋不可能落下刘基。这不禁让人感到疑惑，更让人大吃一惊。朱元璋也看出了大臣们心底的疑惑，他索性采用廷议的办法，让大家当面把话说清楚，不可背后乱发议论。有道是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只要他这个当皇帝的能够有绝对的掌控能力，就不妨让他们说去。廷议的气氛不仅民主，而且自由。
那些自认为老子天下第一的大臣，在那里大谈革命史，甚至搬出纲常礼法来高谈阔论定边祭奠宠物。朱元璋并不与他们正面交流，只是在一旁不动声色、气定神闲地观察着。就像是一个财大气粗的东道主，在那里悠然自得地攥着钱包随时准备为眼前的盛宴埋单。参与的人有话可以随便说，有杠可以随便抬。
朱元璋虽然沉默不言，但是他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定边祭奠宠物。一是他想听一听大臣们对自己的认识，借以了解他们内心的想法；二是看看他们能不能上体圣意，借以考验一下他们对自己这个新君的忠诚度。他相信总会有人站出来说他想说的话，到时候他再小施“集中”，所谓的廷议也就算是功德圆满了。
朱元璋在封爵的诏书中如此言道：“现在的爵位都是我自己定下，让人写下来的，所以是公平、公正的定边祭奠宠物。”为了显示自己的公正，他还特意提到两个例子：“御史大夫汤和功勋是大大的，理应封公爵，可是他喜欢喝酒滥杀，不由法度，所以只能封侯爵。廖永忠在鄱阳湖之战中舍生忘死，简直如天神下凡，还救过我的命，理应封公爵，可他喜欢让人刺探我的心意，这很不好，所以只封他为侯。”
至于那六位公爵，朱元璋虽然不能说是绝对的公正，最起码是名副其实定边祭奠宠物。反对者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支持者皆大欢喜。朱元璋的解释是：李善长虽然没有汗马功劳，但追随自己的时间最为长久，也是他最出色的后勤部长。徐达则是他的老乡，朱家军所取得的胜利不是他直接指挥的，就是和他有着紧密的联系。
至于刘基的功劳到底有多大，我只说一件事，廖永忠曾经救过朱元璋的一条命，而刘基也曾在鄱阳湖上几番力挽狂澜定边祭奠宠物。只凭这一点，刘基即使不能列入公爵行列，最起码也应该是侯爵中的第一人。可问题是，这在榜之人该有的都有了，唯独缺了刘基。
封爵诏书颁布后，刘基竟然表现得无动于衷定边祭奠宠物。其实这时候就算他心里有天大的不满，也只能隐而不发。因为在这时候的朝堂上，已经没有人再站出来替他说话了，甚至没人为他在心里再抱一声不平。这就是谋臣的悲哀，因为谋臣永远都隐于幕后，人们看不到他。人们只看到那些冲锋陷阵的武夫，只看到源源不断地把粮食送到前线的后勤部长，只看到围绕在身边叽叽喳喳的幕僚。这时候刘基反倒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神秘莫测的隐形人。
刘伯温虽然已把余生的理想重心转移到了安度晚年，不再留恋名利，但这正如你借了地主老财的钱，不能因为他不缺钱就不去还钱定边祭奠宠物。封爵不久，朱元璋似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朱元璋说：“汪广洋是被杨宪冤枉的，我已把他调回京城，就跟你做个伴吧定边祭奠宠物。封他为忠勤伯，封你为诚意伯。”
刘基的名字终于上了朱元璋的光荣榜，在第三等级的第二位定边祭奠宠物。如果从光荣榜的后面数起，他就成了第一位。既然是做戏，那索性就一做到底。朱元璋又给刘基颁了《诚意伯诰》。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咨尔前资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赞善大夫刘基，朕观往古俊杰之士，能识主于未发之先，愿效劳于多难之际，终于成功，可谓贤智者也，如诸葛亮、王猛独能当之。朕提师江左，兵至栝苍，尔基挺身来谒于金陵，归谓人曰：“天星数验，真可附也，愿委身事之。”
朱元璋还是那副满不在乎的神情，在他看来，刘基当年是主动找上门来求富贵的定边祭奠宠物。之所以选择朱元璋，是因为他脑袋上顶着佛祖才有的光环，是真命天子。刘基能掐会算，未卜先知，所以在红尘中一眼就相中了他。当然朱元璋还算有良知，在这里说了几句真话。他说刘基是和诸葛亮、王猛（魏晋时期前秦重臣）一样的大神级人物。在他的辅佐下，朱明王朝的百世基业才会尘埃落定，不封爵位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就封他一个诚意伯。
虽然有了爵位，但刘基还是觉得自己的心里堵得慌定边祭奠宠物。论功勋，他自认不比那些立于朝堂上的任何一个人低半级。为什么李善长每年的食禄是四千石，汪广洋的食禄每年是六百石，而他只有区区的两百四十石，差距何其远也。
如此悬殊的待遇，这个由朱元璋本人所生造出来的所谓“诚意伯”和他刘伯温的功勋相比，简直是不值一提，甚至给的有些莫名其妙定边祭奠宠物。刘基的心里虽有不满，可在现实里却没有表现出不满和抱怨。当然在这个时候，他也不敢有所表现。那天，刘基站在院子里抬头望天，白云像好大一块棉花糖。他不由想起那张光荣榜，想到朱元璋那张阴鸷可怕的脸，嘴角不由地一抖，露出神秘的笑容。
有人说刘基脸上露出的这副蒙娜丽莎似的微笑，是对洪武年若干事件发出的一个预言式的表情FU号定边祭奠宠物。难道此时的刘基已经料到那张光荣榜的背后所隐藏的，是一个权力者内心邪恶的秘密？看着是一张光荣榜，其实是死神的生死簿，是朱元璋开列出来的一张黑名单。
其实对于分封，朱元璋在心中早就有了自己的一番考量定边祭奠宠物。正因为如此，他从建立君臣尊卑秩序，防止左右上下纷争出发，按照每个人的功劳大小，将他们分为三六九等，依次封赏。
封赏功臣向来都是一件决定政局走向的大事，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引发各方斗争定边祭奠宠物。在封赏之前，朱元璋就已经向那些大臣们反复做了强调：封谁？怎么封？都由他这个当皇帝的来定，绝对是公正无私，不存在厚此薄彼。有意见可以当面向他提，但是当他做了决定后，就不希望再听见其他不同的声音。
按照朱元璋所说的公正无私，六公按地位高低依次为李善长、徐达、常遇春之子、李文忠、冯胜、邓愈，伯为刘基、汪广洋两位文臣定边祭奠宠物。
这些封公的人，他们的功劳毋庸置疑定边祭奠宠物。比如，后来当丞相的李善长，大将军徐达，常胜将军常遇春，当然还有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大将军冯胜和邓愈。这六个人各有优势，其中有五个人是武将，只有李善长一人是文臣。在朱元璋看来，打天下仰仗的还是武将，靠的是枪杆子。那些刀头舔血的武人，他们的功劳要比那些手摇羽扇的文臣来得更实在。
李善长是最早投奔朱元璋的人，鞍前马后这么多年，功劳非常人所及，所以朱元璋将其封为“公”定边祭奠宠物。淮西集团诸将领都尊他为“李先生”。朱元璋每次率部出征，都安排李善长做留守。李善长总能使大后方安定帖服，有条理，保证粮秣辎重源源供给，无后顾之忧。朱元璋认为李善长对于自己来说，犹如萧何之于刘邦。
从至正二十四年起，朱元璋就任命李善长为第一丞相定边祭奠宠物。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又授予其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太师、左柱国、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子孙世袭，给予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定边祭奠宠物。列开国功臣之首。
除了李善长等六个公作为一个特殊的等级之外，二十八个侯全部都来自那些能征惯战的武将定边祭奠宠物。也就是说，能够挤进公、侯、伯队伍的，需要满足一个基本条件，凡是封侯的都是武臣，带兵打仗的；凡是封伯的，都是文臣。洪武三年的这次分封，朱元璋只封了两个伯，一个是刘基，另一个则是汪广洋，而这两个人都是文臣。
朱元璋规定“凡爵非社稷军功不得封”，“凡公侯伯封拜，俱给铁券”，根据勋臣爵位的高低，将他们的军功封爵与颁赐铁券完全结合于一体，铁券定为七个等级定边祭奠宠物。同时又铸铁榜文，从法律上对铁券的免罪特权做出具体的限制。铁券是朱元璋赐予勋贵功臣免罪免死的一种凭证，因取坚久之意，乃以铁铸之。铁券可以传世，故亦称世券。
铁券制是汉高祖刘邦首创，各个王朝对铁券制一直都没有形成严密的、规范化、程序化的典章制度，时用时废定边祭奠宠物。在这里，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笼络这批功臣，将封爵与赐券进行二合一处理，因此铁券也就成了朱明王朝重要的典制。
朱元璋和那些功臣们也都明白，免死金牌只是暂时的隆恩崇誉，刻上字的铁牌子真的能免死吗？当功臣们囚于槛车，押赴刑场时，这块免死铁牌又何曾起过丝毫作用定边祭奠宠物。铁券并不是功臣的一道万能的护身FU，它既以维护皇权利益而开启免罪功能，又同样以损害皇家利益而失去免罪功能。
说到底，真正决定铁券是否有效的还是朱元璋这个制定者，毕竟它是为帝王的权力服务的定边祭奠宠物。分封的二十八个侯依次为汤和、唐胜宗、陆仲亨、周德兴、华云龙、顾时、耿炳文、陈德、郭子兴、王志、郑遇春、费聚、吴良、吴祯、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杨璟、康茂才之子、朱亮祖、傅友德、胡美、韩政、黄彬、曹良臣、梅思祖、陆聚。
在这里朱元璋既没有按照官职高低，也没有按照俸禄多寡，而是按照他们投奔自己的时间先后排定定边祭奠宠物。这一原则将濠州红巾军旧将，也就是将汤和到吴祯等十四人排名向前提。
有人注意到，朱元璋在这里有意识地将部分位高名重的战将排在了那些平庸战将的后面定边祭奠宠物。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加入红巾军的时间相对较晚。比如说水军头号战将廖永忠，骁勇善战的傅友德。也就是说，濠州旧将之间的位次是以投奔朱元璋的时间先后来排序。不要小看了这个时间排位，在我看来，投奔越靠前的人，他们的忠诚度也就越高。他们在朱元璋身处险境，居于低微之时，就将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给他，感情基础是不一样的。
只要飞鸟不尽，良弓就不会束之高阁；只要狡兔不死，走狗就不会成了下酒的菜定边祭奠宠物。
在分封的这些人中，汤和的存在应该算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定边祭奠宠物。他是资格最老的红巾军高官，也最早与朱元璋相识，又有封公之勋。虽然犯了一点儿小错误被朱元璋贬封为“侯”，但他在朱元璋所分封的那些侯爵中仍处于第一的位置。当时朱元璋向官员们强调封爵规则时强调过，汤和、赵庸、廖永忠、郭子兴四人各有罪责，“止封为侯”。
朱元璋对此的解释是：御史大夫汤和与自己从小玩到大，一起参军，一起建功立业定边祭奠宠物。可是此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喝完酒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喜欢滥杀无辜，无视国家法度；赵庸虽然是立有大功的将领，但是他私下买卖奴婢，废坏国法；廖永忠在鄱阳湖之战时，曾经立下过奇功，但是他为了能够博取爵位，背地里曾经托人试探过我的意向，这是我最不能容忍的；佥都督郭子兴更是不听主将号令，不守军纪，功不掩过。
当然在很多事情上，这时候的朱元璋也不便说得过于通透，只能用一个“欲加之罪”，算是对大家心底的那份疑惑有个形式上的交代定边祭奠宠物。除了看重分封之人的资历，和大多数领导者一样，朱元璋也凭借个人的感情好恶来决定他们的位次。
对于那些开国功臣，朱元璋最为看重的是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两点特质：一是他们对自己的忠诚指数有多高，是不是一株随风而动的墙头草；二是他们在体制内的规范指数有多高，是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老实人定边祭奠宠物。
朱元璋在这里的有意裁夺，让那些官员感受到了来自皇权的压力定边祭奠宠物。朱元璋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这天下是自己的，包括他们的身家性命。比如说汤和，是他把朱元璋拉进红巾军的队伍中来的。朱元璋之所以将其贬封为侯，是因为当年他在常州时发过的一句牢骚话。
汤和在镇守常州时，曾经有事想要向朱元璋当面请示，没得到批准定边祭奠宠物。或许是心情郁闷，他借酒浇愁，酒后吐出一段愤懑之语：“吾镇此城，如坐屋脊，左顾则左，右顾则右。”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镇守这座城池，就像是坐在屋脊上，他帮谁谁就能赢。按照他的推理，他要是当时投了张士诚，或是陈友谅，也就没朱元璋今天什么事了。
朱元璋太了解汤和这个人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肯定没有经过大脑思考定边祭奠宠物。虽然是无心之语，但是朱元璋却不能置若罔闻。至少那一刻在汤和的情绪里，有对自己的一些不满，也有对他个人处境的不满。如果每个功臣都像他这样在内心怀有不满情绪，就将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在封侯的同时，还有六个人与其他诸侯同时受到重赏，最后却没有捞到诸侯的封号定边祭奠宠物。朱元璋本来打算一口气封三十个侯爵，最后剔除了其中两人：一个是来自巢湖水军的汪兴祖，另一个则是薛显，此人早年率泗州军队投奔朱元璋。
汪兴祖先是被封为东胜侯，后来有人向朱元璋告发他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于是朱元璋就势将他从侯爵的大名单里直接抹去，只给了他一个都督的职务定边祭奠宠物。第二年，朱元璋出兵征伐四川，汪兴祖受命戴罪立功，或许是立功心切，居然战死沙场。
薛显曾经跟随大将军徐达攻取中原，朱元璋曾经当着武将的面夸赞过这个人，他说：“薛显勇冠三军，可当一方定边祭奠宠物。”可这个人身上的杀气过重，经常拿身边的胥吏、兽医、火者、马军开刀，动辄取人性命。在分封时，朱元璋将其封为永城侯，并没有授予他免死铁券。没过多长时间，朱元璋又将其发配到海南，多年以后才召还。
为了安抚众人之心，朱元璋强调说，如果你们不满意我的封赏，可以当面告诉我，不要在背后嘀嘀咕咕议论定边祭奠宠物。如果让我知道，你们当面一套，背地一套，后果将会很严重。
朱元璋虽然这么说，但是没人敢当面向他提出质疑定边祭奠宠物。有些人心里虽有不平，但表面上还要装作皆大欢喜。不管怎么说，这些被封赏的开国功臣都成了新一代的大地主、大贵族，也成了朱明王朝的既得利益者。
登上帝位的朱元璋并没有一刻放松自己的身心，在他看来，这些文武功臣们所结成的关系网过于庞杂，很多时候让他透不过气来定边祭奠宠物。即使用非常规手段用力戳破几个血窟窿，也不能让他感觉到呼吸顺畅。
编织这张网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朱元璋本人定边祭奠宠物。一路走来，他已经习惯了凡事盯着人心的下端看，看到的多是人性最底层的欲望和阴私。他既是懦弱的，又是强悍的；既是思考者，又是行动者；既有局内的深切，又有局外的清醒。有时候他会装糊涂，和那些功臣们打哈哈，老伙计长老伙计短，但如果你真的认为他还是那个凡事说个义字的带头大哥，那你就真的糊涂了。和这样的对手斗心术，没有人会感到轻松。
在十四位濠州旧将中，其中有十一个人来自濠州的钟离县，一人来自定远县，他们和朱元璋一样，都是长于淮河岸边，同饮一河水的淮河儿女定边祭奠宠物。
元代的濠州辖钟离、定远、怀远三县，濠州红巾军是先起于定远，然后占据濠州的，所以这些将领都来自钟离与定远，都可以称为濠州人定边祭奠宠物。而后十四人绝大多数来自淮西地区，都不属于濠州人。如常遇春、胡大海、傅有德、廖永忠兄弟、华云龙、汤和、俞通海父子等，这些人和朱元璋一样都是游民出身。他们在没有投奔朱元璋之前，或是沉沦游荡于社会底层，或是占山为王，或是地方秘密宗教的组织者和传播者，游离于宗法网络之外，没有任何牵挂，来去自由，同时又有着强烈的反社会倾向。
在社会大动荡中，这种人往往是最积极的勇敢分子，他们自然也就成为朱元璋军事集团的铁血骨干定边祭奠宠物。
朱元璋是钟离西乡人，与费聚、王志、顾时算是近邻同乡，但这些人的位次都排在定远人华云龙之后定边祭奠宠物。在地位更高的六位公爵中，除了徐达是钟离乡人，李善长、常遇春、冯胜都是来自濠州外围的定远、怀远，而李文忠、邓愈则来自泗州的盱眙、五河。
虽然这些人的籍贯范围都属于广义上的濠泗地区，与朱元璋属于大同乡定边祭奠宠物。但是六位公爵除了徐达属于最早一批濠州红巾军追随者外，其他五个人都是从濠州红巾军的其他派别、民间或其他社会组织投奔过来的。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在投奔朱元璋的时候，都要晚于那十四位濠州诸侯。尽管如此，他们在立国后所享受的待遇却丝毫不比那些濠州旧将们差。
如何掌控这些同生共死的战友，除了封赏杀伐外，如何将那些所谓的“外人”都转化为“自己人”是朱元璋称吴王时起就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定边祭奠宠物。最后他选择了最为传统也最为有效的手段——联姻。在朱元璋的儿子、女儿成年后，他和功臣们之间的羁绊除了最初刀口舔血的友情以及立国后的君臣之义外，又多了一层关系——亲家情分。
创业阶段，朱元璋和那些功臣们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轻时代，而他们的子女也大都处于幼年时期定边祭奠宠物。等到了洪武中期，亲王、公主们大多已经成年，而那些元勋宿将们的孩子也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为了将自己的皇权这盘棋越下越大，朱元璋主动和他们攀亲，这当然也是他们求之不得的。
皇太子朱标的岳父是常遇春，李善长的儿子娶了临安公主，傅友德的儿子娶了寿春公主，而邓愈之女为秦王妃，汤和之女为鲁王妃，蓝玉之女为蜀王妃……其中和朱明皇族最为亲善的是徐达，他的三个女儿，分别为燕王妃、代王妃和安王妃定边祭奠宠物。至于年纪稍长的功臣家的女儿，朱元璋也主动将她们召入后宫。
勋贵之间的姻亲关系由此被权力编织成一张利益网，邓愈和李善长若是从朱元璋的角度来说，他们都是皇族的亲家定边祭奠宠物。但两人私下算起来，李善长却比邓愈长了一辈，邓愈的儿子娶了李善长的外孙女。可以想象，若是在家宴上，这些人的称呼怎一个乱字了得。至于那些和朱元璋关系并不密切之人，他们也会主动和那些功臣们联姻以求富贵荣华。
与此同时，诸位皇子也在娶妻后被朱元璋分封到了全国各地，“外卫边陲，内资夹辅”定边祭奠宠物。毕竟这时候朱元璋的军队还没有完全结束统一战争，让皇子们以亲王的身份分镇各地，既是对他们的锻炼，也是对领兵将领的监控。
徐达、傅友德、蓝玉这样的高级将领几乎年年在外征战，但真正的最高军事统帅并非他们，而是他们领兵所在地的那些藩王们，也就是被朱元璋分封出去的那些皇子们定边祭奠宠物。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年幼的皇子慢慢长大成人。比如说燕王朱棣就曾经当过好几回名义上的统帅。
如此一来，以朱元璋的大明皇族为核心，以和皇家结亲的远近为半径，在洪武年的权力高层中形成了一张庞大而又盘根错节的联姻网络定边祭奠宠物。这张巨型网络几乎涵盖了当时大明王朝所有的功臣宿将，包括大多数高级文武官员。而作为一国之君，朱元璋理所当然雄踞于这张网络的核心位置。
当朱元璋信赖这些功臣之时，他给予他们的权力荣耀既有公侯封号和铁券封赏，也有与之联姻的亲情纽带定边祭奠宠物。但是当他开始怀疑他们的时候，那些东西也就会被撕扯得支离破碎，而这时候，功臣相互之间的联姻不再是维系王朝安全的纽带，而成了私下勾结的罪证。
一连串事件的翻云覆雨，很多时候也只是掌控者的一转念而已定边祭奠宠物。出生入死换来的荣华富贵都是建立在一座名为“皇权”的沙砾城堡之上，塔尖之上那个人的一句话既可兴之，也可亡之。权力有时候看上去硬如刀锋，实则薄如蝉翼，每一个局中人都走得胆战心惊。
元至正十五年夏，濠州城的红巾军南渡长江，一举奠定了大明王朝的立国基础定边祭奠宠物。那些在江北加入队伍的势力与濠州旧部，朱元璋将他们视为自己的“渡江旧人”，也是他的势力根基。
朱元璋一直习惯用“从朕渡江”来划分这一时期追随他的那些人，那些功勋之臣私下里也喜欢用“从上渡江”等话语来炫耀自己的不凡身份定边祭奠宠物。如果以投奔时间来划分阵营，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同时期不同时间节点投奔朱元璋的人，他们在权力排位上也有着很大的区别。
比如说那些渡江前就开始追随朱元璋的功臣，他们来自不同的队伍，不同的地域定边祭奠宠物。朱元璋之所以能够成功南渡，最后占领应天（南京），是因为在此之前他就吸纳了巢湖水军。与常遇春、冯胜这些小股势力相比，巢湖水军是一支实力强大的正规军。他们的到来，让朱元璋的水军战斗力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如果按功劳划分，巢湖水军是在朱元璋渡江之前投奔而来的定边祭奠宠物。除濠州旧将外，他们是朱元璋队伍中最重要的一支军事力量。正因为如此，巢湖诸将长期在朱元璋的军事体系里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朱元璋创业的历程中，这支军队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是朱元璋称霸水上支持北方作战的强大水军的核心力量。
尽管如此重要，但巢湖诸将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跻身公爵，只有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在朱元璋开列的那张侯爵排行榜上占据四席定边祭奠宠物。巢湖水军的主要首领俞廷玉、俞通海、廖永安、赵伯仲、张德胜等人则在洪武三年先后离世，而剩下的代表人物大多是他们的兄弟子侄。
这些人的官位和战功虽然远远高于那些排名在他们前面的很多人，但是得到的封赏与他们及其父兄们所取得的功绩是不相称的定边祭奠宠物。朱元璋这么安排有他自己的想法，从表面上看，巢湖水军只是比常遇春等人晚一点儿投奔过来，但是他们投奔的对象却有所不同。
至正十四年是朱元璋人生轨迹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定边祭奠宠物。当时濠州城解围后，朱元璋就脱离了大部队，回乡组建自己的个人武装。朱元璋当时只带了二十四名亲信回到定远，经过朱元璋的一番经营，队伍很快新增了三千多人，紧接着朱元璋又以这帮人为班底大破横涧山，赢得二万人归属红巾军。朱元璋也因此分得部分军兵，独自南下滁州。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属于朱元璋的核心群体才算初步形成，这其中包括徐达等旧属和李善长等新人。
至正十四年，郭子兴去世，濠州红巾军接受了龙凤政权的任命，朱元璋成为其中的三号人物定边祭奠宠物。在这之后不久，巢湖水军才投奔过来。这时候朱元璋还不是濠州红巾军的统帅，与巢湖水军的将领并没有建立起一种私人归属关系。
等到渡江之后，朱元璋才算真正夺得军队的领导权定边祭奠宠物。也就是说，早期没有追随朱元璋的濠州旧将，以及巢湖水军和那些新投降者，虽然他们对朱元璋也表现出衷心拥护的姿态，但始终无法建立起那种人在初始阶段，患难见真情的私人关系。而带有感情色彩的私人归属关系，往往会在一个人名位不彰时确立下来。
由朱元璋一手打造起来的洪武年的权力阶层，按照时间先后分为三个等级定边祭奠宠物。
处于第一等级的，是那些渡江前的追随者定边祭奠宠物。这帮人较早就投奔了朱元璋，属于濠泗地区特别是濠州人。濠州从军者构成了公爵的全体和侯爵的前半部分，在洪武三年的勋贵体系中，这部分人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他们是朱元璋最为亲密，也是他最可信赖的战友，其中就包括以私人关系和卓越战功跻身于此的常遇春。
处于第二等级的，是渡江前的归附者定边祭奠宠物。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濠泗人，在朱元璋的早期私人关系网中，他们并不占有一席之地。在洪武三年封赏时，朱元璋有意识地对他们采取了压制。其中以巢湖水军为主力，这一部分人仅在侯爵中占据四席，甚至还不如那些渡江后的归附者。
处于第三等级的，则是那些渡江后投降者定边祭奠宠物。也就是渡江后投降朱元璋的敌方将领，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朱元璋铺排的勋贵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一是依靠战功，二是因为他们带来了非常可观的武装力量，这部分人与朱元璋的私人关系相对淡薄一些。
如果说从濠州起兵就追随在身边的将领是朱元璋权力布局的核心地带，那么处于次核心地带的那部分人就没有那么好的命了定边祭奠宠物。虽然他们也是战功显赫，甚至占据了侯爵的后半部分席位，但是他们还是受到了来自濠州集团的压制。朱元璋对他们也是胡萝卜加大棒，左手安抚，右手防范。一句话概括：洪武时期与勋贵有关的政治部署，与朱元璋刻意打造的帝国权力核心层有着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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