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开拓团迫害致死的东北平民，怎么没人给他们立碑？: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
大家可以看看开拓团是准军事化组织，不是平民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
为什么是方正县在为日本人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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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网7月31日报道，黑龙江方正县为死在该县的日本“满洲开拓团”成员立了一座碑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甫一报道，舆论立即哗然。然而，按方正县常务副县长洪振国的说法，“立碑主要是作为日本侵华战争的一个见证，将名字刻上去也是为了体现中华民族的胸怀，提醒后人要和平。”方正县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王伟新的说法则是：“‘开拓团’不等同于日本军队，他们是侵略者，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上并没有日本军人的名字，搜集的都是‘开拓团’的逝者。”（据新华网报道）
这个碑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该不该立？方正县，是不是网友们口诛笔伐下的那个“汉奸县”？被立碑的“开拓团”团民，是不是真的像方正县官员所说的那般，并非日本军队？
什么是“满洲开拓团”
要回答上面这些的问题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需要先搞清楚最关键的一个史实：什么是“满洲开拓团”？
自占领中国东北之后，“移民满洲”一直是日本军政两界以及民间舆论所热烈讨论和期望的问题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1932年1月，关东军统治部在奉天召开“满蒙”法制及经济政策咨询会议，此次会议重点讨论了“移民满洲”问题。会后，关东军统治部制定了《移民方策案》、《日本人移民案要纲》和《屯田兵制移民案要纲》。这些方案的基本精神，是在10到15年的时间内，分别向中国东北移入武装的“屯田兵制移民”1万人和“国防移民”10万户；“屯田兵制移民”须优先选择“满洲”驻屯军退伍兵，把具有军队组织和纪律和屯田兵制移民作为“移民满洲”的尖兵。
1932年10月，在有“开拓团之父”之称的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的亲自策划之下，493名日本武装移民进驻牡丹江永川镇，第二年建成“弥荣”和“千翔”两村庄，成为入侵中国东北的第一个移民团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也是在这年10月，关东军正式出台了《对满移民的全面方针和移民计划案》。根据这个方案，移民团在中国东北的主要职能是：“在满洲国内扶植日本的现实势力，充实日满两国国防、维护满洲国治安，并建立以日本民族为指导，以谋求远东文化之成就”——也就是说，移民团”负有巩固“国防”、维持治安、文化侵略等多重军事和政治功能。这一《对满移民的全面方针和移民计划案》，还将移民的具体方案定义为“特别农业移民”，方案规定：“特别农业移民是以退伍军人为主体，在警备上相当屯田兵制组织，具有充分的自卫能力。”换言之，移民团是一个准军事组织，是关东军的重要补充。
根据上述方案，1932至1936年期间，日本一共向东北进行了五次“实验移民”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有鉴于“实验”的成功，1936年8月25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正式宣布，将大规模向中国东北移民作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决定向中国东北“二十年移民百万户”，即：“向满洲输送内地农业移民，以大致二十年迁入约百万户500万人为目标，其计算方法按每户农业移民的家庭人口为5人计算，计500万人。”
该计划自1937年开始实施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其“百万户移民”，又被分为“甲种移民”和“乙种移民”。所谓“甲种移民”，也称“集团移民”，指接受政府的优厚补助、并由政府直接受理的移民，被安置在宽裕的移住地，目的在于使之成为未来移民村的核心，移民的构成单位至少在200-300户；“乙种移民”，也称“自由移民”，指政府补助微薄，主要依靠民间实行的移民。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 从1938年开始到1941年，大约16.5万16-19岁的青少年被移入中国东北，以承担起“充实国防，确保治安”的“职责”。也是在这一阶段，“满洲开拓团”的名称正式出现。
“满洲开拓团”的性质，用日本军方的说法，是以人口增长完成“实力的培植”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军方认为，过去之所以没有实现对满洲的完全统治，其原因就在于：“没有采取增殖邦人手段而放任自流，导致无日本人实际势力存在的结果。……（如果）日俄战争后就积极移入众多邦人，这次满洲事变就不致于发生，即使发生也能兵不血刃地结束，因此，今后务必要把培植我之实力放在第一位”。其长远目的，则在于使日本人在中国东北“永久性地住上500万到1 000万”。
“开拓团”的另一性质，是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武装力量的一部分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九·一八”之后，日本在东北面临两大军事力量的威胁，其一是东北境内的抗联武装和土匪势力；其二是与之相邻且同样垂涎中国东北的苏联军队。尤其以后者之威胁最重。“开拓民”的大量移入，本就负有建造“活人堡垒”工程的使命。“百万户移民”，绝大部分部署在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区和漫长的中苏边境地区。日本当局并以轻重之要，划分了国防三线地带——“国防第一线地带”位于中苏边境，分布在这一地带的“开拓民”，是“作为对苏防御、作战上的军事辅助者，以及关东军的协作力量”，“一旦有事之际作为关东军的后备兵力”，这一地带的“开拓民”，占了日本移民总数的五成；“国防第二线地带”针对的是东北境内的反日武装，分布在这一地带的“开拓民”，占了移民总数的四成，其作用是配合关东军“镇压反满抗日武装部队”和维持“满洲国”的治安。“国防第三线地带”是指指政治、军事、经济、工业、交通重地，这一地带的“开拓民”分布最少，主要起到保卫要地和输送给养之责。
“满洲开拓团”在方正县干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了些什么
既然方正县为日本“满洲开拓团”立了碑，那么，自然需要进一步追问：“开拓团”在方正县留下了一段怎样的历史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
方正县老区建设促进会2005年出版的《方正人民革命斗争史》一书记载，自1939至1943年，日本共向方正县派出6个开拓团，总计1291户，4828人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这些“开拓民”在方正县干了些什么？笔者有幸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出版的《我的见证：200位亲历抗战者口述历史》一书中，读到了一位方正县老人对这段历史的口述回忆。
老人名叫刘安发，1914年生人，日本“开拓团”历史的亲历者，曾为日本“移民”做工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1947年参加解放军，参加了解放战争和广西剿匪，1953年因病复员回家。接受口述采访的时间，是2005年4月11日，采访地点，是在黑龙江省方正县吉利村。老人的口述回忆不长，全文照录于此，括号内则是笔者的补充说明：
“我们这个屯是老屯，日本人来前，“满洲国”政府叫我们把地照都交了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先是说收了重分，后来说是一饷给100块钱，其后，能闹10块就不错了。 （笔者注：通过“满洲国”间接抢掠，是“开拓团”夺取中国百姓土地的主要手段）
康德八年(1940年)，日本人就来了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在吉兴南屯盖起了“红部”，就是他们“开拓团”的团部。他们叫“红部”，我们就跟着叫“红部”。那是个用红砖打了地基的草房，周围拉着刺槐。“开拓团”的团长就在那，他有只狼狗，平时出来，就给他叼着公文包。
他们占了我们的地，连山林都分了，不让我们上山伐木头，谁敢伐木头，道口被截着，要挨打的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日本人是按班分的，现在我还记得，一班、三班都搁梨树园那儿，桥西是二班，河南头是四班、五班，东半拉建个七班、九班。”
被收了地的中国人家，多半被迁走了，迁到专门的“部落”里去了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我们这两个屯没迁，留下给日本人为户——日本人不会种旱田。他们种燕麦、大麦，用来喂马。他们种的地是我们弄好的地，有垄，他们就顺着垄撤籽，然后扒平，就等它自己长大，之后再雇人割。直到光复后，日本人也没学会种旱田——他们说来“开拓”，实际上连我们的好地都不会种。他们吃的粮食是领的大米，高粱米他们不吃，穿的是国家发的黄衣裳，跟日本兵一样。 （笔者注：方正县那些被强夺了土地、并被赶入“部落”的中国百姓的命运如何？从“部落”中死里逃生的陶青山老人留下了珍贵的回忆，下面是回忆的部分摘录：“我家是从伊汉通乡迁来的。那年我4岁。我们这儿一共是8个‘部落’，我们家在‘二部落’。具体细节记不清了，只记得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地，我们全家5口，父母、两个姐姐和我，和老梁家一起，跨一老牛车拉来了这里。……来了后，很多人家都不想住下来，但日本人在“部落”周围打起了大墙、炮楼，两道门，进出都有人管，下黑后还有人敲梆子，管得很严。……我们这地方，当年有个名字叫‘挑灶沟’，这是我们当地的土话，意思是满门死绝。‘部落’的生活，到今天我都不愿意回忆，太苦了，太惨了，每想一次，都难受几天。苦到什么地步，全家5口人一个麻花被，白天穿，晚上盖。当然不顶暖，那时冬天冷得要命，就烤着火睡。白天，往身上一披，就是衣服，全家就这一件，谁出去干活谁穿——那时，活得那么难，谁还顾得上羞耻啊！……我是一直到光复以后，13岁时才穿上衣服的。在‘部落’时，一直都是光腚。我父亲死的那年冬天，母亲生了个弟弟。只活了一宿就死了，是冻死的。墙是木杆和泥，里外透霜，又没东西盖，没奶吃，刚生下的孩子哪能受得了……）
这些日本人，每天早上都训练，扛着木头枪，戴个鬼脸，嗷嗷地叫，练刺杀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不大点小孩都集中起来练。 （笔者注：这充分证明，“开拓团”的主要职责不是经济殖民，而是武装侵略，开拓团是准军事集团。）
我父亲在我两岁时就被胡子抓走了，当时我们家就我母亲、哥和我三人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没了地后，我和我哥就在附近扛活。后来，村长刘坤说我，别都在外面扛活，一年连三亩地的庄稼都挣不回来，还是留一个在家种地。
康德九年，我开始种地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当时，有能耐的人，和“开拓团”的日本人搞关系，弄点好地种。刘坤帮我找了一个日本人，好像叫果基，是五班的，租了他30亩好地，一年下来，苞米、黄豆能收七八担，交了之后还能落个吃的，比出去扛活好。
康德十年，我哥也在家种地了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那时我年轻，有力气，帮日本人干活，啥都干。割、铲、种、收、扶犁、点种，啥都会，铲地铲整地，割地割一半。 （笔者注：大多数“满洲开拓团”团民都不亲自耕种，日本作家岛木健作曾走遍日本的“满洲开拓地”，他在1939年说：“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让满人干农活儿的。”）
日子当然还是苦了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吃的苞米糙子、高粱米和小米子——我们不能吃大米白面，被日本人发现就是“经济犯”。所以，逢年过节，家里好点的，弄点吃的，都在黑夜偷着吃。我们屯里有一个人，上亲戚家时，吃了点“旱金子”，红皮，跟米大小差不多。回家时坐火车，不习惯，晕车，吐了出来。日本人一看，吃了大米，当时就抓起来了。后来，好像被拉去做劳工，再也没回家。那个年代，日本人管得严，连“把头”也不能吃大米。
“开拓团”来的时候，我18岁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没文化，也不懂事。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我们就给他们为户，要种地还要托人搞关系，当时我还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下就变成下等人了？
我还算是幸运的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原来人住得散，沟里沟外，两三间草房子，因为山里有抗联，日本人就归屯并户，把中国人迁到了“部落”里——我去过“四部落”和“五部落”，那儿没有井，吃沟里的水，也没药，那个地方叫挑灶沟，人差点都死绝了。
我们屯附近的人家都迁走了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那年头要饭的多，每天都有。他们不敢到“开拓团”要饭，只能找我们——谁也不敢去“开拓团”要饭，连牲畜都不敢上日本人的地里去。
我们屯有个曲庆贵，还是个富户，几头牛有一次进了“开拓团”的地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被发现后，查下来，把牛扣住，把他们抓起来连打带揍，当时刘坤当村长，好说呆说帮着给要回来。还有很多人家的猪什么的跑到日本人的地里，当时就被打死了，还要把人抓去打一顿。
日本人也有好点的，比如五班老班长，我们上山拉木头，他不管，后来就给撤了，说他不负责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还有的日本人，也挺可怜。南屯有一个日本大铁匠，会给洋马挂掌，跟我哥哥关系挺好，快40岁了，突然要让他去当兵，他来找哥哥喝酒，唱得都哭了。快光复那年，除了残疾，“开拓团”里的男人全都去当兵了。 （笔者注：“开拓团”一开始就负担着为日军源源不断提供兵源的职责，这一职责可区分为两个层面：1、将那些服役期满本应回到日本的士兵编入“开拓团”，可以省去长途劳顿，便于再次迅速征召；2、自日本征招的大量“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进入“开拓团”一两年后，全部迅速进入了军队。）
我哥也被征去勤劳奉仕，上佳木斯给日本人修道基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我也给日本人修过飞机场，干了一年，吃不饱，住席棚，下着雪，光脚还要我们干。“二鬼子”张嘴就骂，举手就打。不少人都累死了。
光复前后，日本人眼看大势不妙，开始逃跑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那段时间，我们这地方的日本人很多，北边的“开拓民”，都经过我们这儿南下，想回日本。后来，老毛子部队来了，好多日本人，有万把人，就被困在这儿，走不了了。死人死老了，一片一片的，更可怕的是，他们那些走不了的，都聚到一起，堆上炸药和手榴弹，集体自杀。 （笔者注：对此，方正县老区建设促进会2005年出版的《方正人民革命斗争史》一书也有记载：“（‘开拓团’团部的）几处房子着了火，人们不去救。一家房前，从窗户里跑出两个孩子，后边追出一个大人，用刺刀刺死了孩子，然后自己割腹自杀，倒在孩子身边。稍大一点的孩子挣扎爬到房门口，房檐上的草木燃烧着的碎火块掉下来将孩子埋上。一处火堆，人们往火堆里扔衣服、家俱、被褥、毛毯等，还有步枪、子弹。一个男孩开枪射杀村头树上栓着的十几匹大马。”这种记载，同样可以证实，“开拓团”不是单纯的“日本平民”，而是一种准军事化组织。）
日本人撤时，一般都先杀掉小孩和女人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妇人搂着孩子围成一圈，日本兵从远处向圈里扔手榴弹，没炸死的孩子，还要用刺刀刺死。我知道有一次，那些日本女人甚至硬把自己的孩子按水里淹死，20多个孩子呢!反而是中国人收养了那些可怜的日本孩子。光我们方正就有一千多个，现在，他们都回日本了。”
为什么是方正县在“立碑”
日本投降之后，方正县成为“开拓团”团民回国的主要集结地之一，据估计，当时集结于方正的“开拓民”约占全东北“开拓民”的八分之一左右，达万人以上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在方正县死亡的人数则超过5000人，滞留的4500多名日本妇女和儿童，则受到了方正人民“以德报怨”式的收养和照顾。方正县身上“中日友好”的标签即由此开始。
东北光复后，1946年3月，方正地方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曾组织民众在野地里收拾和挖掘“开拓团”团民的尸体，用车拉往炮台山东侧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将尸体码成垛，浇上煤油，堆上木柴火化，据说大火一直持续了3天3夜，而后挖了一个大坑，埋葬了剩余的骨灰与白骨。
1963年5月，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批准，黑龙江省政府拨款1万元在现方正县吉兴水库东侧修公墓一座，将开拓团民遗骨迁葬至此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墓为圆形、拱顶、水泥质地，并立有大理石碑一块，上书“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此举显然系出于政治考虑，1963年，正值中日所谓的“兰花外交”。当年4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领袖之一松村谦三向中国发出邀请——迅速派一个兰花代表团访问日本。松村此举，系其反美亲华政治立场的一贯延续，而中国当时也有自日本成套引进工业设备的急迫需求。“兰花外交”一事由周恩来亲自过问，稍后，即有“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的批准和建造。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的修筑越来越完善，规模亦越来越宏大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据方正县老区建设促进会2005年出版的《方正人民革命斗争史》一书介绍：
1973年，因伊汉通乡修建吉兴水库，恐淹及墓地，经请示省政府同意拨款5万元将公墓迁至炮台山北麓现在的位置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墓圹为圆形、拱顶、水泥质地，直径为3.8米、高1.5米，3.3米高的花岗岩石碑面北而立，上书“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墓内合葬着近5000具开拓团民的遗骨。
1984年10月，由石山博一率领日本国哈达河第三次友好访华团从鸡西麻山将530余具原鸡西麻山地区开拓团民的遗骨迁来方正安葬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东侧，又多了一座“麻山地区日本人公墓”，其形状、构造、规摸都与“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基本相同。
1985年，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拨款5万元，为公墓搞了配套设施建设，在公墓东北侧分别修建了接待室和公厕，设立了铁围栏，并在公墓周围栽植了数千株落叶松，重新修筑了通往公墓的道路，大大地改善了公墓周边的环境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
1982年以后，每年都有数量不等的日本政府及民间友好团体到方正访问、旅游观光、祭扫日本人公墓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公墓的资金投入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用《方正人民革命斗争史》一书的话说，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方正县与日本国政府及民间友好往来进一步发展，方正县政府也加大了对‘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的资金投入和建设管理。同时，日本国政府及民间的一些友好团体也为支持‘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建设提供了资金。”
1994年，“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经方正县政府批准，更名为“中日友好园林”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 同年，经方正县人民政府批准，“中日友好园林”被列为方正县文物保护单位。“园林”再次得到扩展，用《方正人民革命斗争史》一书的话说，是：“园林内配套建设了纪念陈列馆、‘中国养父母公墓’、‘日中和平友好纪念物’等，使园林初具规摸。”
1999年1月，经黑龙江省政府批准，“中日友好园林”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用《方正人民革命斗争史》一书的话说，是：“这个园林是全国惟一的一处。方正县对其加强了保护管理措施，免费供游人凭吊、游览。”
那些死在“部落”里的中国百姓的尸骨何在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
方正县常务副县长洪振国如此解释“立碑”的动机：把开拓团民亡者的名字刻在碑上，是要让来参观的日本人知道他们的祖先是因为战争的原因埋在这里，知道他们既是侵略者又是受害者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今后方正县将继续利用好这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更多的中日人民以史为鉴、珍惜和平。（据新华网7月31日报道）
可是，在那些日本人长途跋涉，来到方正县祭奠他们的“开拓团”祖先的时候，那些被“开拓团”夺走了土地、被驱逐到“部落”里的中国百姓——“我去过“四部落”和“五部落”，那儿没有井，吃沟里的水，也没药，那个地方叫挑灶沟，人差点都死绝了”（ 刘安发老人回忆）；“死人都扔在东边的烂尸岗子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一般都没人埋，都怕传染，找人给抬出去都难，谁还敢给埋。村外野狼多，吃得眼睛都红了，见了活人也想拦。那次闹瘟，一个冬，200人一连气死掉108个，有20来户‘挑灶’”（ 陶青山老人回忆）——他们的尸骨在哪里？他们有没有一个记载着详细的“死亡名录”的碑？他们可不可以有这样一个碑？他们应不应该有这样一个碑？
当日本水稻专家藤原长作先生激动地说——“看到日本遗骸的坟墓修得像钢铁般坚固，而中国人的坟是土坟，我非常受感动牡丹江祭祀祭奠祭扫。我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我知道国际上有个白求恩，我要学习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我要把找的种稻技术毫不保留地传给中国”（据《方正人民革命斗争史》一书）——的时候，谁有资格站出来承受这样沉重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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