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束缚叫皇帝——爱新觉罗·福临的人生传记: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
爱新觉罗·福临，大清帝国进入山海关后的第一任皇帝，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第9个儿子，生于1638年，殁于1661年，葬于河北遵化昌瑞山下的孝陵，庙号世祖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世祖”这一称号意味着他在帝国的历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意味着他生前曾对帝国做出过无与伦比的贡献，也意味着他将永远享受着在后世子孙心目中至高无尚的荣耀与威仪。
然而事实上，当他身着明黄色的龙袍第一次站在神圣的祭坛前，代表着民族与血统向苍茫的上天提出自己的要求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不到6岁的孩子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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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到6岁的男孩子！我们对他最初的印象只有这些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
中华文明里对于历史的痴迷与热衷是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都难以企及的，而这其中又尤以对帝王生活细致入微的记载令人瞠目结舌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浩如烟海的文字繁琐而细致的记录着一个被观察者重复而单调的每一项生活细节，他在经意或者不经意间说过的每一句话，他高贵的双脚践踏过的每一寸土地。一切详细得如同我们今天在某种生存实验后提交的观察报告。然而，对于这样一位在大清帝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人物，历史对他的记载居然开始于他6岁的时候，仿佛他从来也不曾经历过这之前的岁月。
一切开始于那场规模庞大的辩论会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
清帝国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深夜，长期罹患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大清帝国皇帝皇太极突发脑溢血，病逝于沈阳故宫的清宁宫，享年52岁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皇太极的突然去世给正处在起步阶段的大清帝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尚未完全脱离野蛮与蒙昧的满洲勇士们完全没有心思像酸腐的汉人那样，去钻研毫无实用价值的谥号、陵址，或者“移宫案”，更没有心思去为了一个已经逝去的生命哀伤落泪——现在还没到该哭的时候。他们关心的问题现实而迫切，那就是，谁将成为崇政殿上那张龙椅的下一任主人。
候选人有两个，一个是皇太极的长子，35岁的肃亲王豪格，另一个皇太极的十四弟，32岁的睿亲王多尔衮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竞选的序幕从皇太极咽气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场单单靠演说、辩论、许诺，甚至贿赂，就可以轻易取得胜利的竞选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这一点从双方手中握有的牌就可以看出来——在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建的八旗中，豪格掌管着正黄、镶黄和正蓝三旗，多尔衮掌管着正白、镶白两旗。双方势力相当，不分伯仲。
十四日黎明，当商议皇位继承人的贵族会议在崇政殿的东庑殿举行的时候，两黄旗大臣已经开始在大清门盟誓，宣布拥护豪格继承皇位，并部署军队，张弓挟矢，环卫崇政殿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此时的东庑殿里，多尔衮的两位胞兄弟豫郡王多铎、英郡王阿济格则全力支持多尔衮即皇帝位。多尔衮本人还在犹豫，迫不及待的多铎已经明确的表现出了自己的急切：“你如果不答应，就应当立我。我的名字写在太祖皇帝的遗诏里！”多尔衮当然不会同意立多铎当皇帝，他回答说：“肃亲王豪格的名字也在遗诏里，不光有你！”多铎又提出：“如果不立我，论长幼次序应当立礼亲王代善！”代善是努尔哈赤的次子，本次会议的主持人，手中控制着正红和镶红两旗。候选人的队伍似乎空前的庞大了起来。好在61岁的代善当即表示自己已经老了，不想参与竞争了，但他同时提出豪格为“帝之长子，当承大统”。形势几乎朝着有利于豪格的方向发展了，豪格也已经在志得意满中开始表现自己的谦逊。然而固执的两白旗仍然坚持不懈。一切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僵持之下，皇太极的表兄郑亲王济尔哈朗提出一个看似折衷的解决方案：让既是皇子、又不是豪格的福临继位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这是一个崭新的提案，提案人手中掌管的镶蓝旗，被提案人则是一个此前一直被忽略不计的懵懂幼儿。多尔衮迅速权衡了一下利弊，知道自己和豪格任何一方强行继位，新建立起来的帝国内部都少不了要爆发一场大规模的火并，谁输谁赢很难预料，但两败俱伤应该是不存在什么意外。于是他当即表示，自己同意这个方案，但他同时提出，福临年纪尚小，应由济尔哈朗和自己辅政。
由同是皇子的幼弟继位，身为长兄的豪格自然不好再多说什么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于是，6岁的福临意外地坐上了大清帝国皇帝的宝座。这一切正如一位哲人所说：在权力争夺的平行四边形诸力中，两条边的两个不同方向的分力，斗争的结果，既不是这条边的力，也不是那条边的力，而是对角线的力，就是两个分力所产生的一个合力。福临恰恰就是这次权力斗争中的那条“对角线”。至于对他本人而言，这场“意外”究竟算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不幸，则实在是难说的很！
一个年轻的帝国选择了一位年轻的帝王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这种选择注定了无论是帝国还是帝王本身，都无法阻止权力的旁落。权力被多尔衮当仁不让的攥到了手中。福临只是龙椅上一个衣着华丽的傀儡。
不过历史竟会如此的厚待福临，以至于他继位不过半年时间就收到了上天赐予他的一份见面大礼——明王朝在国内农民起义的山呼海啸中倒闭了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
很久以来，古老的明王朝一直是满洲人的最尊重的对手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纵然皇太极的大军曾经几次沿着破损的长城长驱直入，将所过州县劫掠一空，搅得京畿一带狼烟四起，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从来没有敢小视过这个庞大的对手。他很清楚自己的势力还远没有强大到能与明王朝一较长短的时候。所以在当有人劝他趁热打铁，进攻北京的时候，他果断的拒绝了。他说：“明朝就像一棵大树，根深叶茂，以现在我们的力量还一下子砍不倒它，夺取了北京也没有用。我现在带你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棵大树的枝蔓一根根砍掉，今天砍一根，明天砍一根，天长日久，它就成了枯干，最后只要轻轻一推，它便轰然倒地。”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虽然明王朝的生命中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在腐烂与变质中度过的，但五千年积淀的辉煌文明，亿万人民组成的汪洋大海，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巨大财力，疆域内纵横交错的山川河道，边塞民族视如畏途的热带疾病，还有那个名叫吴三桂的山海关守将，都是帝国难以逾越的屏障。这些屏障迫使皇太极必须沉住气，必须学会在耐心中等待机会。
现在，这个机会意外的来到了他的儿子面前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此时，刚刚从内讧中解脱出来的帝国正在精疲力竭的喘着粗气，如同一个大病初愈的重症患者。它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南边那道名叫山海关的城墙里已经发生的一切，直到吴三桂的求降信摆到了多尔衮的案前。
一切都是因为一个名叫陈圆圆的女人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这个传说中美艳得让人窒息的绝色美女原本是吴三桂抢来的战利品，现在居然又落到了李自成的手里。丢了女人的吴三桂仿佛一只被人抢了骨头的饿狗，他暴跳如雷，他穷凶极恶，他饥不择食。他想到了战国时代的申包胥。两千多年前，身为楚国大夫的申包胥在祖国被吴国占领后，千里迢迢赶到秦国的王宫里痛哭了7天7夜，秦王终于为他的忠诚所深深感动，出兵协助他击退了吴国。这一次，吴三桂把痛哭的对象选定了白山黑水间的大清帝国
黑格尔说：“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后来马克思又对此补充说：“所不同的是，第一次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而第二次是以闹剧的形式出现。”吴三桂这次被后世称为“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壮举恰恰就是这样一场闹剧。
不过兵临山海关城下的李自成还是遭遇到了和两千年前吴国人相同的意外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当裹携着漫天黄沙的狂风慢慢平息下来以后，他看到了他将要迎战的是一群装束奇特，扎着长辫的士兵。200余年后，来自西方的殖民者这样描述了这群士兵的后裔们：“他们显得并不威严，即使他们的个头很大……当官的没有教过他们如何使自己显得精明或表现出军人气质，以西方人的观点看，他们从没受到过任何值得称道的训练。中国的士兵没有被要求站直、挺胸，以充分利用父母赐予的每一寸高度。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着装，在环境恶劣的道路上散漫地行军。……为士兵配备军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政府从来就没有在这件事上伤过神，只是在前胸和后背上分别多一个大而显眼的‘勇’字而已。如果哪个士兵想要掩饰自己的身份，他只需将军装反过来穿即可，这样他就立刻可以变成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军装仅由一件紧身的上衣和一条裤子组成，它们都肥肥大大的，一点儿也不合身。中国人习惯席地而坐，这种姿态很不雅观，但裤子的设计就是为了让人做出这样的姿态来的。”
李自成就是输给了由这样的一群士兵组成的军队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史书记载：“自成率众二十馀万，自北山横亘至海，严阵以待。是日，大风，尘沙蔽天。睿亲王多尔衮命击贼阵尾，以三桂居右翼，大呼薄之。风旋定，贼兵大溃，追奔四十馀里。”
失利后的李自成丢下了后来用了3年时间才被埋葬完的漫山遍野的尸体，慌忙逃回紫禁城，匆匆履行了自己登基称帝的手续，然后弃京西逃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
北京出现了权力真空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这个真空注定只能由大清帝国来填补。顺治元年，也就是公元1644年，农历十月初一日，刚刚完成了迁都的福临在北京祭告天地，宣布自己和自己的家族成为了紫禁城的新一任主人。这时的他只有7岁。
紫禁城，全球最大的皇家宫殿群，拥有接近10000间雕饰华丽的宫殿，其精美奢侈和雍容华贵使它直到今天仍保持着“全人类的奇迹”的称呼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自从它于公元15世纪初被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朱棣下令建立起来以后，它就一直是这个国度里当之无愧的政治和权力的中心，是整个国家名副其实的中枢神经。作为历代皇帝法定的住宅及办公场所，紫禁城从投入设计的那天起就聚集了中国五千年智慧的全部精华，凝结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庄严。它的每一层屋檐，它的每一条甬道，它的每一片黄瓦，它的每一堵红墙，它的每一道镶满圆钉的大门，它的每一尊尽忠职守的铜兽，都代表着遥远太空里一颗万世永恒的星星。在漫长的岁月里，这座连绵起伏的建筑群孤傲地矗立在北京城的正中央，代表了一个皇朝至高无上的权威与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紫禁城的控制就是对整个帝国的控制。
接下来的问题似乎一下变得简单了许多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有了吴三桂卖命的清军几乎不需要花费太大的气力，就轻松解除了明朝残余的武装力量和李自成游兵散勇般的搔扰。然而在吴语绵软的江南，八旗勇士们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坚决抵抗。传说中手无缚鸡之力的江南人用鲜血捍卫着一个民族的尊严。尊严的标志是这个国度里男人们的头发。
自古以来，以儒家“孝”学说为道德基础的汉人们坚持认为，人类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包括头发和指甲，都来自于父母的恩赐，任何形式的损坏都是对父母的不尊重，而对父母的不尊重在汉人的法律里几乎可以与颠覆国家政权相提并论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满洲人却恰恰相反，在他们传统的民族装扮里，男人的头发是要被剃得干干净净，只留下脑顶的一撮，扎成长长的一条辫子垂在背后。
在儒家文化里浸淫了两千年的汉人们本能地拒绝这种奇异的装束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于是，人类的文明史在公元17世纪记下了这样一些血淋淋的单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在付出了上百万人的生命之后，汉族人青筋暴跳的颈子和咯咯作响的拳头在血色的映照下与满族人卷了刃的钢刀忿忿的对峙着，只是双方都很清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于是一个“十从十不从”的停战协议应运而生，双方共同完成了中国人阿Q精神的最早尝试。
这份影响深远的停战协议具体包括这样一些内容：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仕宦从婚姻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娼从而优伶不从，国号从官号不从，役税从文字语言不从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它的签订意味着一个温和而倔强的民族最终从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全面接受了一个新兴帝国的统治。
天下终于归属在了福临名下，但福临却被掌握在了多尔衮的手中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
多尔衮名义上与济尔哈朗一起摄政，但实际上，济尔哈朗早已被他排挤出了权力的中心，帝国的权力被他一个人牢牢的攥在手中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此刻的他成了中国的真正的统治者，一个君临天下的霸主，一个没有封号的太上皇。经过一番经营，他的尊号从“叔父摄政王”到“皇叔父摄政王”，再到后来的“皇父摄政王”，距离真正的九五至尊只剩一个称号了。与此同时，也正是“皇父摄政王”这个空前绝后的称呼留给了我们无限的遐想，让无数的后人开始在书牍与纸片间搜寻着关于一个寡妇失节的传说。而此时身为天子的福临则危如累卵，战战兢兢，只有仰人鼻息，任人摆布的余地了。
然而福临还是表现出了一个帝王应有气质和不可冒犯的尊严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情绪变得越来越明显。历史记录下了他登极前的一件小事：当迎接福临前往笃恭殿举行登位大典的仪仗队整装待发的时候，他的乳母居然提出要与他一起乘坐仅供皇帝专用的辇车。虽然这个表面放肆的要求其实是出于乳母对他年龄的担心，但福临却坚持辇车只能由他一个人乘坐，他的理由成熟得超越了他的年龄：那辆看似普通的辇车代表了一个皇帝的尊严，没有人可以与皇帝平起平坐。而当福临的青春期到来以后，他更是愈来愈反感任何对他这种尊严的挑战和侵害。
历史没有记录下福临最天真，最率直的童年生活，今天的我们也已经很难考证出他的天性究竟是怎样的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上天原本赐予他的一切都被宫廷厚重的桎梏与阴险的猜忌扼杀殆尽。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他14岁亲政时的爆发。
多尔衮做了7年的摄政王，横征暴虐了7年，浴血拼杀了7年，也颐指气使了7年，更被福临咬牙切齿地记恨和诅咒了7年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这位在马背上驰骋一生的枭雄居然意外的在喀喇城的围猎中坠马死亡，年仅39岁。第二年正月，福临开始亲政，一个月后他就迫不及待的宣布了多尔衮10大罪状。之后福临没收了多尔衮的家产，罢免了他的封爵，剥夺了对他的奖赏，撤销了对他的国丧，诛杀了所有胆敢追随他的党羽。不仅如此，多尔衮的陵墓被掘开，他的头颅被割下，他的尸体在遭到棍杆和皮鞭的蹂躏之后被抛置荒野。在东方民族的心里，这意味着他孤寂的灵魂将永远徘徊于幽冥世界之外，永远无法得到安息和转世。这是对仇人最恶毒的报复与惩罚。由于史料的缺失，今天的我们无法评论一个正处叛逆期的侄儿这样对待自己的叔叔是否有些过分，但是毫无疑问，福临对多尔衮的仇恨的确是刻骨铭心的。
随着多尔衮的倒台而被福临驱逐的还有福临的妻子，一位来自蒙古科尔沁草原博尔济吉特家族的公主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这位公主同时也是福临的表姐，她的父亲是福临生母布木布泰的哥哥。
博尔济吉特家族作为草原上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它的血统来自蒙古最伟大的英雄成吉思汗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在蒙古，这个家族享有极高的声望和地位。自努尔哈赤以来，爱新觉罗家族就与这个家族建立了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为了维持这种关系，双方采用了最古老而又最有效的合作方式——和亲。以双方的族长为首，两个家庭展开了大规模的“换亲”活动，皇太极最宠幸的“一后四妃”就都出自这个家族。这种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多少有些不尊伦理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帝国的北疆，以至于到后来两个家族的每一名成员身上几乎都流淌着对方的血。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福临妻子的人选也必须从这个家族里挑选。
顺治八年（1652年）八月，云楼高耸的紫禁城里张灯结彩，按照多尔衮在世时的策划与安排，福临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大婚典礼，像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成为了博尔济吉特家族的女婿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一位西洋传教士记录下了婚礼的壮观景象：皇后是“在全部军队和无数骑兵的陪同下”来到北京的。他惊叹道：“世上竟确实有如此无边无际的骑兵队伍！我亲眼看见过西鞑靼给中国国王八万匹马作为礼物。”
可以想像，能从这样一个显赫的家族中脱颖而出，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这位被历史遗落了名字的蒙古族姑娘除了必备的资色、血统和智慧之外，想必还应该拥有不错的人品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但是为了摆脱多尔衮留在朝廷和自己心中的阴影，福临还是决定废后。
废后在中国的宫廷里历来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它意味着皇帝将亲自颠覆旧有的社会秩序，更意味着宫廷权力的重新分配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废后作为帝王一生的污点将会被严正的载入史册，成为后人引以为鉴的教训或者喋喋不休的指责。因此，历史上的每一次成功的或者不成功的废后行为都会招来朝臣们无休止的争辩，都将引发国家漫长而剧烈的动荡，动荡之后通常又都伴随着血腥的杀戮。在被鲜血、唾沫和女人眼泪浸透的发霉的证据面前，只有少数忍无可忍的帝王敢于轻启事端，而这仅有的几次便尤如罕见的天文奇观一样会被世人铭刻在心。史籍中最著名的一次废后事件发生在唐朝，皇帝在得到近臣“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一后”的辩护后禁不住热血沸腾，结果仅仅过了30余年，他新娶的妻子便成了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
但是福临青春期的叛逆使得这个决定一经作出就丧失了更改的可能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纵然他是万众瞩目的太阳，是伦理道德的表率，是百姓景仰的神灵；纵然这个决定如预料的那样招来了爱新觉罗和博尔济吉特两大家族的苦苦哀求，招来了满朝大臣的一致反对，福临依然初衷不改，我行我素。
顺治十年（1653年）八月，从大婚时起就一直过着夫妻分居生活的福临正式向他的帝国宣布：将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这就是所有努力在他那里所能取得的最大让步——从法律意义上说，这个女人依然是他的配偶，只不过已经不再是他的妻子而已。
事实上，中国民间传闻中“三妻四妾”的说法是严重不FU合中国封建礼法的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自周代以来，三千年间中国的婚姻制度一直严格的奉行着“一夫一妻多妾”的制度。法律没有限制“妾”的数量，只要男人拥有足够的财力和精力，但“妻”却最多只能拥有一个，违反者将会遭到国家强制力的严厉惩罚。同时，“妻”与“妾”在诸多方面都存在着严格的区别，包括在家庭中的尊卑地位，包括缔结婚姻时程序的繁简，包括对丈夫所有子女的抚养义务，包括对亡夫财产的继承份额，当然也包括离婚时手续的不同。这些区别甚至将会影响到她们各自所生子女在家族中的继承权和在社会上享有的地位。“妾”只有在“妻”缺位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被“扶正”，从而成为“妻”，而“妻”虽然也存在被丈夫单方面宣布离婚的危险——这是丈夫的权力——但在通常情况下却不会沦落为“妾”。
这一次，福临给传统的礼法制度提出一个崭新的课题，他创造性的把“妻”降成了“妾”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
福临为自己的废后行为列举了五项理由，分别是：婚姻源于多尔衮包办、皇后无德、双方无夫妻感情、皇后极度奢侈、皇后嫉妒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其中的后四项可以说都是莫须有的罪名，尤其是“奢侈”一项。因为几年之后，福临就为了自己心爱女人的葬礼在资金极度短缺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大操大办，除了残忍的人殉了30名太监与宫女外，还焚毁了各种珍贵的陈设作为祭品，其中甚至包括两座真正的宫殿。但是请注意理由的第一项，“包办婚姻”，这是一项直到今天都在离婚诉状中极具说服力的理由，是现代民法学上法定的离婚事由。然而，只要稍加思考就可以知道，福临把夫妻失和归罪于多尔衮不过是他的一个借口，他真正在意的是“包办”。刚刚摆脱了长达7年的人身束缚之后，他正在迫不及待的寻找自由自在的感觉。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被明确为法定婚姻程序的年代，这位皇帝已经开始划时代的考虑恋爱自由的问题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然而福临失算了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废后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毕竟大清帝国还要继续运作下去，帝国对疆域内残存的各种敌对势力的征讨还要继续下去，爱新觉罗家族与博尔济吉特家族相互之间的依赖关系也要继续下去。为了保持双方血浓于水的联系，为了祖先创下的基业，为了帝国远大的未来，福临的下一任妻子仍旧必须从这个家族中遴选。于是一年后，前任皇后的侄女，一个14岁的女孩，被从科尔沁草原迎进紫禁城，成了帝国新的皇后——这时的帝国皇室还并不十分在意辈份或者人伦之类的排场。然而她很快就开始与她的姑姑一样领教到了福临近乎苛刻的斥责——尝到了独断专行甜头的福临显然想故伎重演。不久帝国的大臣们得到了来自福临的暗示：再次废后。但是姑姑惨痛的教训使得这位新皇后颇能委屈圆通，加之又有婆婆布木布泰的呵护，想必也少不了娘家千叮万嘱，竟然使福临的阴谋最终流产。
福临对女人接二连三的挑剔并非是因为他性取向的怪癖或者性能力的不足，恰恰相反，刚刚脱去了兽皮的满洲贵族依旧对原始的性欲保持着特别浓厚的兴趣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据来自德国的传教士汤若望记载，少年福临“和一切满洲人一个样，而肉感肉欲的性癖尤其特别发达”，即使是在结婚之后，“人们仍听得到他的在道德方面的过失”。福临对两任皇后的刻薄源自于他对另一个女人疯狂的爱恋。
这个女人就是著名的董鄂妃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
对董鄂妃身份的考证是一个繁琐而复杂的过程，各种论述连篇累牍，其详尽程度甚至超过了对福临本人的研究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有人说她是宫廷内大臣鄂硕的女儿，18岁那年被选入宫廷，也有人说她是福临弟弟博果尔的妻子，是福临的横刀夺爱使她由一位王妃变成了皇妃，更有一种骇人听闻的说法声称她就是江南名妓董小宛，被南下的清军从她先前的丈夫冒辟疆手中夺来，并被作为礼物进贡给了皇帝。
第一种说法来自于正史，言之凿凿但却又失之简单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最后一种说法来自于当时的一位诗人，他隐晦的诗作使得福临的爱情变成了一部传奇。最具有可信度的当属第二种说法，因为它来自源于那个叫汤若望的德国人的记录：“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一位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他竟被对于他这申斥有所闻知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刮。这位军人于是乃因怨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
汤若望，一个来自德国的传教士，从明末就开始在中国皇宫中为上帝作宣传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顺治元年（1644年），他受命修正历法。当这部被称为《时宪历》的新历法顺利颁布实施的时候，他得到了中国朝廷任命的太常寺少卿一职，掌管钦天监，负责观察日月星辰们的运行。在一部据说有五千年历史的典籍《尚书》里写着这样一句话：“国之大事，惟祀与戎。”这就是意味着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祭祀是与军备同等重要的国家大事。然而，帝国却将观察上天对朝廷警示的任务交给了一个远道而来的欧洲人，这实在是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而汤若望让人吃惊的还不止于此，他被福临尊称为“玛法”——满语“爷爷”的意思，因为他竟然还是布木布泰的义父。这位德国老人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荣誉，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曾经医治好了布木布泰的病，也不仅仅是因为他欧洲人诚恳待人的作风，更重要的是他给求知若渴的福临送去了他希望知道天文、历法、宗教，乃至于治理国家方面的知识。在顺治十三、十四年间，福临曾24次拜访汤若望的馆舍，和他促膝长谈。而在这两年间福临“仅有一次出宫拜访一位皇叔于其府邸之中”，可见他对汤若望的推崇。最具代表性的一次事件发生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当明朝旧将郑成功的楼舰驶入长江口并进逼南京的时候，手忙脚乱的福临先是准备逃回关外，继而又要御驾亲征。他拒绝了包括布木布泰在内所有人的劝说，并用锋利的宝剑剁碎了面前的御案，以显示他的决心将不容更改。整个帝国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因为皇帝亲征意味着他们必须舍弃京都舒适的生活，陪着一个失去了理智的统帅到战争的最前线去浴血拼杀。关键时刻，束手无策的亲王与大臣们排着长长的队伍来到汤若望的家中，迫切地请求他的援助。汤若望与同伴商议了一下，写 并亲自交给了福临。这封信把福临从歇斯底里中解放了出来，使他放弃了亲征的决定。郑成功最终还是退回了厦门。
汤若望正是利用这种身份和威望得以近距离的观察福临的一举一动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同时，身为一个西方人，他的记录里摒除了中国传记里传统的“为尊者讳”的禁忌。虽然他的记录中省略了当事人的姓名，但那份记载本身还是让我们相信，壁垒森严的紫禁城里确实曾经发生过一次鲜为人知的夺妻事件。这个事件让人不禁联想到了董鄂妃。
但不论如何，福临有据可查的热恋只有一次，属于董鄂妃，为期不足4年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
董鄂妃死于失子的哀痛和宫廷的倾轧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
顺治十四年（1657年）十月，董鄂妃唯一的儿子降生在了紫禁城，这也是福临的第四个儿子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福临的一生共有8子6女，但这个男孩却因为他的母亲而成为福临的最爱。甚至从某种程度上看，正是由于这个男孩的降生使得福临萌生了第二次废后的打算。然而短短106天之后，这个寄托了福临和董鄂妃无限希望的孩子却令人痛心的夭折了。从大喜到大悲，福临与董鄂妃一道遭遇了他们爱情中一次沉重的打击。福临追授这个还没有来得及取名字的男孩为和硕荣亲王，并为他修筑了一座豪华的坟茔，然而这却并没能阻止悲剧的继续。这场打击使董鄂妃原本就柔弱不堪的身体迅速被疾病攻陷，进而一病不起。仅仅两年半后她就带着无限的伤痛和遗憾告别了人世。幼子与爱妃的相继逝去对福临来说是一连串无比沉重的打击。哀伤至极的福临几乎想到了自杀，这让侍奉他的每个人都不得不绷紧了神经，影子一样时刻注视着他。
这几乎是帝国之前一个故事的翻版，那个故事发生在福临出生前的3天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崇德三年（1638年）正月二十八日，皇太极的第8个儿子在存活了仅仅半年后便不幸死于天花，孩子的母亲是居住关雎宫的宸妃海兰珠，她同时也是布木布泰的姐姐。此前，海兰珠也曾受到了皇太极最大限度的宠爱，她在皇太极所有女人中的地位仅次于她与布木布泰的姑姑，位居中宫的皇后哲哲。当她为皇太极生下这个儿子的时候，已愈不惑之年的皇太极竟像初为人父一般欣喜若狂，他为了这个孩子大赦天下，他要让所有人都衷心感谢这个孩子带给人间的欢乐。然而这并没能延长一个脆弱的生命。这个孩子的夭折同样给了他的母亲撕心裂肺的痛苦，三年半后，海兰珠病逝于沈阳。从锦州前线连夜赶回的皇太极面对海兰珠冰冷的尸体，竟然痛苦得当场昏厥了过去。
如果离开宫廷的大背景，人们恐怕很难理解一个殇子为什么会给他的母亲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事实上，宫廷的生活每时每刻都处在巨大的危险当中，皇宫里每一株古树的背后，每一丛荒草的深处，每一道红墙的裂纹，都暗藏着叵测的眼睛。这些眼睛时时刻刻都在打量着走过自己面前的每一个人的背影，窥探着每一个人的隐私，揣测着每一个人的前程，盘算着每一个人的祸福。身为一个女人，尤其是被皇帝宠爱的女人，在这众目睽睽之下简直就如同箭场上的靶子，任何一次的疏忽都有可能招致不明方向飞来的暗箭。她必须随时躲避着来自各方面的妒忌、中伤、挑剔、暗算，以及取而代之的阴谋，杀之后快的奸诈，坐收渔利的妄图。虽然暂时有皇帝的保护，但每一个拥有清醒头脑的人都应该想到，即便是皇帝也总有死去的一天。更何况随着岁月流逝，不一定哪天早上自己就已是人老珠黄，不能再哄得皇帝开心了。那时恐怕只能五味翻滚中去聆听新人的欢笑，追忆曾经的似水年华了。而这时，积蓄已久的报复恐怕也已经开始在准备扣响自己的房门。因此，最稳妥的方案莫过于为皇帝生出一位龙子，且不说这个孩子是否拥有足够的幸运登上皇位，便是仅仅得到一个普通的爵位也足以保证他母亲后半生的生计与安全。
更何况，海兰珠和董鄂妃的孩子并不是普通的皇子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海兰珠的儿子被皇太极明确称为“皇嗣”，董鄂妃的儿子被福临称为“朕之第一子”。他们都极有可能趁着母亲得宠，趁着皇后无子，趁着皇帝热血沸腾，合理合法的成为皇位的继承人。因此，从他们降生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他们和他们的母亲就不由自主的威胁到了许多人的利益，遭到了许多人的妒忌。当他们结束了在人间的短暂停留返回天国的时候，留下的除了亲人们的伤痛外，还有许多恶毒的窃笑和觊觎的目光，更有许多蠢蠢欲动的贪婪和失而复得的快感。
董鄂妃终于追随着她的儿子去了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欲哭无泪的福临颓然跪倒在了佛的面前。
事实上，这许多年以来，福临一直孤独的驾驶着帝国庞大的航船，但却没有谁能够为他点一盏照亮心路的明灯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虽然拥有一个笃信喇嘛教的母亲，但福临对于宗教的理性认识却一直是一片空白。尽管汤若望曾经竭尽全力试图说服福临成为一名天主教徒，但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还是更让福临为之心动。福临选择了中原佛教里影响最大、最广的禅宗。在他看来，佛教以死的玄奥解释生的艰难的教义让他在理论上找到了共鸣。他在那里得到了他所需要的宁静与安慰。
产生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佛教认为，人生是痛苦的，造成这种痛苦的根源在于人自身的欲望和行为，而这种欲望和行为又导致善恶报应的生命轮回，要想摆脱这种痛苦，就只有通过修悟，彻底转变自己世俗的欲望和认识，才能超出生死轮回获得解脱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佛教于公元一世纪从它的发源地印度传入中国，在与中国本土长期的竞争与融合中逐渐演化出了许多新的宗派，诞生了许多新的教义。其中发源于河南嵩山少林寺的禅宗主张用静心思虑的方法来悟出佛法和得到彻底解脱。
福临接近佛教始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秋天，在太监们的怂恿下，他在北京海会寺会见了一个叫憨璞的和尚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憨璞的佛法智慧和言谈举止让福临迅速对佛教发生了兴趣。不久，福临又在西苑的万善殿再次向他请教佛法。从这之后，福临开始对佛教变得虔诚而热烈了起来。他充分利用了自己皇帝的身份，将全国各地知名的僧侣召进北京，并与他们一起在帝国的心脏——紫禁城里——探讨佛经。江南湖州报恩寺的玉林琇、宁波天童寺的木陈忞等著名僧人就是这样来到了他的身边。福临对渊博的玉林琇推崇备至，竟当真把自己当成了玉林琇的弟子，并坚持让玉林琇为自己取了一个“要用丑些的字眼”的法名——行痴。
福临开始坚信自己的前生一定是个僧人，因为他一看到僧家窗明几净，就感觉心旷神怡，不愿意再回到蹩仄的皇宫里去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他说：“要不是因为担心母亲挂念，我一定会出家为僧！”
没有人知道福临说这句话的时候究竟是信口开河，还是蓄谋已久，但是在董鄂妃去世以后，万念俱灰的他开始将这句话付诸实施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
顺治十六年（1659年）七月，玉林琇的弟子茆溪森应召来到了北京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之后发生的一切证明，正是他的到来将整个爱新觉罗家族置于了一场空前的尴尬。
与玉林琇谙于世故、回避政治的作风不同，茆溪森将福临当成了一个正急待拯救的受难者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他让福临真切的相信，自己的皇位只不过是浮过眼前的云烟，自己的身体只不过是用来包装灵魂的容器，今生其实只是一场专为痛苦准备的体验，来生还不知道将会在何处安身立命，只有放弃现在的荣华富贵，全心全意的投身佛门才可以让灵魂得到真正的解脱。
顺治十七年（1660年），就在董鄂妃刚刚去世之后的八九月间，心灰意冷的福临先后38次来到僧人们的住处，与他们彻夜交流佛法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他完全沉迷于佛的世界，完全忘记了自己身后的帝国。终于，他为自己的信仰作出了一项重大的决定，他要茆溪森为自己剃度出家。
福临的决定震惊了整个帝国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亲王和大臣们匍匐在他的脚下哀求他收回成命，他的母亲布木布泰更是为此伤心欲绝。但是不愿再任人摆布的福临拒绝作出让步。他要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争取一次自由。
福临的长辫在茆溪森锋利的剃刀下化作万缕愁丝，洒向了帝国的土地，那些与这根长辫生死攸关的人们眼睁睁的看着，痛心疾首，但却无能为力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布木布泰想到了玉林琇。
十月十五日，当玉林琇匆匆赶回紫禁城的时候，迎接他的已经是一个身披龙袍的光头皇帝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二人相视大笑，笑得有喜有悲。笑过之后的玉林琇径直将茆溪森送上了柴堆——拥有对弟子绝对权威的他要烧死这个胆敢破坏了他远大计划的短视的狂徒。在等待烈焰燃起的这段时间里，玉林琇向福临作出了这样的劝解：“如果从尘世的理论说，您应该继续当您的皇帝，这样一方面可以不让母亲操心，另一方面可以让百姓们安居乐业；如果从尘世以外的理论说，您也应该继续当您的皇帝，这样一方面可以保护佛教的实施，另一方面可以将佛教引入宫廷。”玉林琇的确目光远大。在他不为人知的计划里，原本是要利用向福临宣说佛法的机会，让福临以至高无上的权威充当佛门的保护伞，而茆溪森冒然剃度皇帝的行为不仅将葬送了这面保护伞，甚至还有可能激怒皇室，招来更大的麻烦。
玉林琇成功了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也许是因为无法驳倒他的二难推理，也许是慑于他要烧死茆溪森的恐吓，福临终于放弃了出家的念头。布木布泰长出了一口气。
然而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福临病了。
在中华文明的史籍里，帝王的身体状况向来被记录得遮遮掩掩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从官方公布的记录来看，一个帝王的一生似乎只生一次病，这场病开始于“不豫”。“不豫”是一个用来称呼皇帝身体状况的专门词汇，字面意思是“不舒服”，然而事实上这种“不舒服”一旦出现就意味着皇帝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不豫”的下一个阶段是“大渐”，通常出现在“不豫”之后的三天以内。而“大渐”意味着一个高贵的生命已经进入了最后时刻，接下来等待皇帝的死亡只是时间问题。这种记录常常给人们制造出这样一种清晰的幻觉，那就是，无论帝国的土地上爆发了如何严重的瘟疫，无论帝国的天空上出现了如何令人恐惧的天象，无论帝国的边境上遭遇了如何强悍的侵袭，紫禁城里那个代表着帝国前途与命运的男人始终健康而快乐的活着。也正因为如此，任何关于“圣躬违和”的传言都将迅速在帝国上下引起轩然大波，近而演变成为一场政治事件。所以，除非皇帝已经病到实在无法继续隐瞒下去，否则，在可供平民阅读的文字里将永远都无法找到关于皇帝染病的蛛丝马迹。
按照中国的历法，这时的福临已经24岁，然而实际上他还没有度过自己的23周岁生日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但是这个年轻皇帝的身体状况并不因此便当然的生机勃勃。其实早在董鄂妃还在世的时候，他就曾经对木陈忞说：“你曾答应过我要在我30岁生日时来为我祝寿，也许还有这种可能吧！但玉林琇说他要来祝我40岁的生日，我是绝对等不到那一天了。”他已经发觉自己骨瘦如柴，体力不支。对他而言能勉强活到30岁就足可以接受了，40岁则完全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现在董鄂妃死了，支撑他守望尘世的最后一根支柱轰然倒塌了。他明白，自己已经再也没有力气照料这个正在蒸蒸日上的帝国了。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二日，正当帝国的臣民们还在白雪皑皑的土地上享受新年的快乐的时候，紫禁城里传来了福临“不豫”的消息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有一种说法是，福临感染了天花。
福临是在到悯忠寺参加了一场落发仪式后病倒的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落发者名叫吴良辅，是紫禁城里的一名太监，同时也是福临的亲信。他离开宫廷进入寺庙的原因是“顶替”已经承诺出家的福临，以避免让福临在佛祖面前背负失信的恶名。
正月初六日深夜，福临的症状已经完全FU合“大渐”的标准了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紫禁城紧急召见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和原内阁学士麻勒吉到养心殿，他们的任务是要替福临代书一份遗嘱。初七日的一整天，王熙和麻勒吉往返奔走于养心殿和乾清门外的西围屏，写了又写，改了又改，前前后后一共三稿，直忙到太阳落山方才得到了福临的满意。
这是一份令人心痛的、基督徒式的遗嘱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它以一个死者的口吻对自己走过的一生做了全面否定性的总结。遗嘱除了在结尾处极简短的将福临唯一的遗产——一个庞大的帝国——指定由他的第三个儿子玄烨继承外，其余90%的篇幅都被用来罗列死者的罪过，忏悔死者心中的愧疚。这些罪过与愧疚一共有14条，每一条都足以毁灭福临在亿兆斯民心目中神圣的形象。它们包括：未能遵守祖宗的传统，渐渐沾染了汉族的习气，重用汉族官吏导致满洲人内部不和，过早的离世让母亲伤心，董鄂妃的葬礼过于奢侈，在紫禁城内设立宦官机构内十三衙门，等等，等等。放眼中国漫长的历史，我们恐怕很难再找到一份与此同样沉重、同样让人伤心的遗嘱了。
签署完这份遗嘱的福临于当晚去世，距离他23周岁的生日还有23天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
没有人知道在这份遗嘱订立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两位代书人毕生对此事守口如瓶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我们甚至不知道弥留之际的福临是否真正认可了这份遗嘱，而且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对此表示怀疑。因为56年后，玄烨为身强力壮的自己立下遗嘱的时候，理由之一便是不希望在自己人事不省时由他人代笔，说出违背自己本意的话来。
有人说：福临的遗嘱其实是出于布木布泰的授意，完全是一个母亲对儿子失望的指责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
遗嘱真正的发布人正是仍然活得十分健壮的布木布泰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
一个帝王的一生就这样被死掉的他完全否定了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
今天，当三个世纪之后的我们拨开重重迷雾，重新审视这位帝王的时候，我们惊奇的发现，距离的存在固然让我们无法看清事件的细节，但却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看清事件的全貌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
我们不得不承认，福临并不是一个懒惰的帝王，更不是一个昏庸的帝王，恰恰相反，他非常的勤奋与刻苦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由于多尔衮摄政期间严重忽视了对他的文化教育，致使他亲政之初面对大臣们上奏的文书常常茫然无措，因为那时的他甚至还无法自如的使用汉语。为此他把工作之外的时间全部用在了学习上。为了能够在背书时保持一个清醒的大脑，他将每天背书的时间选在了凌晨。因为过份追求精益求精而导致的疲劳有时甚至会引发吐血。福临十分尊崇中国两千年前的圣人孔子。他在亲政后的第二个月就派遣官员前往孔子故乡举行祭祀仪式。顺治九年（1652年）九月，他又亲率王公大臣隆重祭奠孔子，向孔子牌位行两跪六叩之礼。他把尽忠尽节视为人生中最高的道德准则，为此他神化三国时期蜀国的将军关羽，以表彰他对自己的国家和君王的忠诚。他大力表彰了那些在李自成占领期间为明朝“殉国”的大臣，并在自缢煤山的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的坟前立起石碑，赞扬他“励精图治”——尽管这里有他取悦汉族士人的一面，但这的确大大减少了汉人对帝国政策的抵制。他还下大力气整治了帝国混乱的吏治，诛杀了一批有行为的政府官员。此外，他还册封了在西藏与蒙古拥有政治、宗教双重领袖身份的达赖喇嘛，将从明末开始与中原渐渐疏远的西藏重新纳入了帝国的版图。
这一切的一切，都使他无愧于帝国当年对他的选择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然而他却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
爱新觉罗·福临，一个毕生都在为自由而奋争，却终究未能如愿的青年帝王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亲政之前，他受制于他的叔叔多尔衮，亲政之后，他受制于他的母亲布木布泰。不甘心被束缚的心态使他每得到一丁点儿自由就会变本加厉的加以挥霍，而这种挥霍又往往会更加剧缚在他身上的条条绳索。在他疯狂的挣扎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他终于发现，真正使他受到束缚的，其实并不是那些围在他周围的人，而是他头上的那顶金光灿灿的皇冠。因为那顶皇冠，他不得不接受了自己不爱的女人，因为那顶皇冠，他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因为那顶皇冠，他不得不背负起原本不属于他的十字架，因为那顶皇冠，他不得不在悲惨中寂寞的死去。那顶皇冠对他而言，无异于一座豪华的牢笼，他坐在里面，渴望的望着外面辽阔的天空。
公元1661年的初春，当细软的和风漫卷着妩媚的阳光，当翠绿的新芽绽放在残雪未消的城头，当朵朵白云下显现出大雁们北归的身影，当潺潺的河水冲开破碎的浮冰，福临的遗体在景山的寿皇殿被按照满洲的旧俗焚化遵化祭奠烈士祭祀祖先。为他秉炬主持火化仪式的是他生前亲自选定的茆溪森和尚——福临终于有机会决定一次属于自己的命运。当熊熊的大火映红了天际的时候，全国上下哭声震天，所有与他相识的或者不相识的人都为他的死致以了最深切的哀悼。冲天的火光中，原本该像这阳光一样明丽的福临化为了一缕轻烟，融进了帝国湛蓝的天空。或许他应该在那里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自由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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