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龚宗杰：文统、程式与技法：从明代文话看苏文典范的多维建构 |【斯文选刊】

文统、程式与技法：

从明代文话看苏文典范的多维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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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龚宗杰

对明代“苏学”的研究，以往多从苏轼诗文选本以及明人序跋、论文书等材料入手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较之这些材料提供的精英阶层视角，明人文话则多关注对苏文的阅读与取法，因而更强调其有资于习文应试的文学功能，这与文章学自明中叶以来的发展关系密切。分析诸多论评苏文的明代文话，可以看到明人对苏文典范的建构，是从它所代表的重视文学性的古文统绪，及其所具备的可指导作文的示范意义等多个层次展开。藉助这种梳理，既可以了解阅读与写作实践为文学范型之建立提供的现实基础，又有助于我们认识古代文章学注重实践的特征。

综观有明一代的古文统绪，以韩、柳、欧、曾、三苏等为代表的唐宋文传统，构成了明人文章宗尚体系中的重要板块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唐宋诸家之中，苏轼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明中叶以后，伴随着苏轼诗文选评本的大量刊行，苏文的文学价值与典范意义获得普遍认可。如李贽编《坡仙集》，书前焦竑序称：“古今之文，至东坡先生无余能矣。”[1]明末王守谦撰文话《古今文评》，论文章尤推崇苏轼，认为“古今文章大家以百数，若其人已往，而其神日新，其行日益远，则惟坡公独也”，又称述“坡公文章如晴空鸟迹，水面风痕，有天地以来，一人而已”[2]。有关“苏学”自晚明以来取得的进展，学界近年来已作了多方面的抉示。在晚明相对开放和多元的思想文化背景中，苏轼在当时不仅成为一种契合了士大夫精神追求和文学品位的文化资源，而获得精英阶层的肯定与褒扬[3]，其文章也被认为有资于科场得隽[4]，得到文人、书商的选辑与刊行，如钟惺《东坡文选序》即指出“今之选东坡文者多矣”[5]。这也表明焦竑所谓的“推崇苏学”[6]，当是社会各阶层的共同趋向。事实上，诗文典范的确立，除了士大夫精英的积极鼓倡外，由中下层士人所主导的阅读、评价乃至模拟、取法等诸多环节，恰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据此至少可以看到，这些因素为文学范型之建立提供了何种基底。另一方面，明人対苏文的论评，除了以被研究者利用的苏文选本、评点及序跋等材料外，作为近年来始获关注的批评样式，文话也有大量研讨苏文及分析其文法的内容，有助于我们从更多层次去了解苏文典范在明代的建构进程。

一、从“羽翼韩、欧”到“突过昌黎、欧阳”

考察明人对苏文评价之演变，唐宋八家尤其是韩、欧文章仍然是重要的参照系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八大家之古文经典虽在明代正式确立，但其源实可追溯至宋元。南宋吕祖谦编《古文关键》，曾选韩、柳、欧、苏诸家之文，《四库全书总目》称此书“取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张耒之文，凡六十余篇，各标举其命意布局之处，示学者以门径”[7]。元代陈绎曾《文章欧冶·古文谱五》“家法”罗列经、史、子书、总集、别集等数目，别集一目下列“韩文”、“柳文”、“宣公文”、“欧文”、“荆公文”、“三苏文”和“曾文”，于八家之外另列有陆贽。明初赵撝谦《学笵》卷上“读笵·读集”同样列有《韩文》、《柳文》、《三苏文集》、《六一居士集》、《南丰类稿》、《临川集》，并有作者按语曰：“老泉、叠山有批点《孟子》，极使人易知作文之法。又虞邵庵有韩、柳、欧、苏、曾、王六选，批点画截最为法度。”[8]据此可知元人虞集也选有韩、柳、欧、苏、曾、王六家之文，并进行批点。朱右编选《唐宋六家文衡》，据贝琼所撰序文，乃“损益东莱吕氏之选”[9]，《唐宋六家文衡》与吕氏《古文关键》的最大区别便是入选王安石以替代张耒，虽仍以“六家”为名，但已构成了韩、柳、欧、曾、王、三苏的“八大家”之实。至于具体入选的篇目数量，朱右《新编六先生文集序》称：“邹阳子右编《六先生文集》，总一十六卷。唐韩昌黎文三卷六十一篇，柳河东文二卷四十三篇，宋欧阳子文二卷五十五篇，见《五代史》者不与，曾南丰文三卷六十四篇，王荆公文三卷四十篇，三苏文三卷五十七篇。”[10]可见朱右所选，仅从选文数目而言，曾巩居首，韩愈次之，合为一家的苏氏父子列第三。事实上若从唐宋文章的宗尚与评价而言，八家之中，朱右尤其推崇韩、欧，《文统》曰：“唐韩愈上窥姚、姒，驰骋马、班，本经参史，制为文章，追配古作。宋欧阳修又起而继之，文统于是乎有在。其间柳宗元、王安石、曾巩、苏轼，亦皆远追秦、汉，羽翼韩、欧，然未免互有优劣。”[11]朱右于唐文推重韩愈，至宋代则认为欧阳修继之而起，接续文统，而柳宗元、苏轼几家则为韩、欧之羽翼。

从元末明初唐宋文统的建构情形来看，朱右“羽翼韩、欧”之说实可代表此时期文人推崇韩、欧二家的文章宗尚趋向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如贝琼《潜溪先生宋公文集序》也指出：“文章经国之要也，岂直一艺而已哉！而与时升降，其变不一。在唐，则宗昌黎韩子；在宋，则宗庐陵欧阳子。韩子之文，祖于孟子，而欧阳子又祖于韩子，皆所谓杰出于千百者也。”[12]标举孟子、韩愈和欧阳修为文章典范，并强调其古文统绪递相传承的渊源关系。至于唐宋诸家，贝琼《唐宋六家文衡序》又曰：“昌黎韩子倡于唐，而河东刘氏次之。五季之败腐不论也。庐陵欧阳子倡于宋而南丰曾氏、临川王氏及蜀苏氏父子次之。”[13]王袆《宣城贡公文集序》亦曰：“呜呼！两汉文章远矣。考之唐、宋，论文章则韩文公、欧阳文忠公。”[14]均可看出，韩、欧之文在明初唐宋文章评价体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韩、欧之文之所以会在明初得到格外推崇，其重要原因之一，正是上引贝琼所说的“韩子之文，祖于孟子，而欧阳子又祖于韩子”这种相承的文章学脉络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关于这点，明前期文话的相关论述交代得更加清晰。如宋濂《文原》强调六经以下，当宗孟、韩、欧三家文：“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欧阳子又次之，此则国之通衢，无榛荆之塞，无蛇虎之祸，可以直趋圣贤大道。”[15]而据清钞本《文原》，宋濂此文本是他所选《宋太史校选文章正原》书前序文，文末又云：“今选孟、韩、欧之文为一编，命二三子所学，日进于道，聊相与一言之。”[16]后附《文章正原》目录，其中选孟子文二卷三十篇，韩愈文六卷三十五篇，欧阳修文七卷五十四篇，以彰显宋濂对韩、欧二家文章承接孟子而可“直趋圣贤大道”的价值认同。王鏊则从文章师法的角度来论述孟、韩、欧三家之文脉相贯。在《震泽长语》中，王鏊于六经之外尤推崇韩文：“六经之外，昌黎公其不可及矣，后世有作，其无以加矣。《原道》等篇固为醇正，其《送浮屠文畅》一序，真与《孟子》同功，与‘墨者夷之’篇当并观。其它若《曹成王》、《南海神庙》、《徐偃王庙》等碑，奇怪百出，何此老之多变化也？”[17]论及文章“师古”，王鏊认为“为文必师古，使人读之，不知所师，善师古者也”，并举孟、韩、欧三人为例曰：“韩师孟，今读韩文，不见其为孟也；欧学韩，不觉其为韩也。”[18]以此强调师法当“师其意，不师其词”的文论观。

对唐宋文统，尤其是对韩、欧文章的评价，至明中叶则显示出微妙的变化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如嘉靖间王文禄所撰《文脉》，虽同样沿孟、韩、欧这一脉络对韩文自唐以来独尊的历时地位作了梳理，但其意实在于先秦两汉文：

韩昌黎有志古学，但性坦率，不究心精邃，非柳匹也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当时能忘势且延揽英才，籍、湜辈等尊称之，文名遂盛。于是唐后欧阳六一好而尊之配孟，以己配孟。苏氏父子在欧门下，极推尊欧，不得不推尊韩，是韩文又盛于宋。我明宋潜溪《原文》：“六经外当读《孟子》与韩、欧文。”夫惟皆知宗韩，则不复知先秦两汉文，故何大复曰：“文靡于隋，韩力振之，古文之法亡于韩；诗弱于陶，谢力振之，古诗之法亡于谢。”旨哉言乎！[19]

论及欧阳修，王文禄也指出其文愈变愈弱，不及苏轼：“欧阳六一典文衡，变文体，自作原弱，欲变入于弱也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先儒亦曰：‘过丰腴而乏清劲，不及孙明复、石徂徕之简健。’予曰：欧阳肉多而骨少，孙、石肉少而骨多，曾子固木笃而欠玲珑，王介甫骨骼而无丰采，皆不及苏子瞻之俊逸也。”[20]王文禄既指出韩“非柳匹”，也认为欧、曾、王等人的文章不如苏文之俊逸，这种对韩、欧文章略有微词以及对苏文的褒扬，虽说只是王氏的一家之言，但实际上正反映了由明初至明中叶伴随着文学思潮之变迁与文坛力量之消长，明人对唐宋八家内部的差异也有了一度幅度的调整。这种转变在嘉靖、万历之际愈发明显，如嘉靖间石英中论及宋诸家文章，极力推崇三苏，不仅认为苏轼之文可与欧阳修相抗衡且时有过之，甚至推举苏洵为“一代文宗”。石氏《三苏文》评价苏轼曰：“东坡天才逸迈，明畅洞达，其文无意于古而自不作世人语。其自谓行吾所当行，止吾所不得不止，乃与欧阳子颉顽而时过之。”[21]又言欧文“仅能过子由，子瞻乃其所畏，老泉又非其敌”，并以此称赞苏氏父子之文乃“汉唐以来所未有”。

明中叶以来文人对苏文之评价，除了着眼于上引王文禄所言“俊逸”与石英中所谓“天才逸迈”等审美趣尚外，另一个重要标准则是文章之法度，认为苏文得《史记》、《战国策》、《庄子》等秦汉文章之法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如娄坚《手书苏长公问养生后题》便认为苏文兼具《庄子》和《战国策》二书之长，为后人所不能及，他说：“窃尝妄论，六经之外，文之谈理而达者，无如《庄子》；论事而达者，无如《国策》；后之作者，能兼撮二书之胜，无如苏长公。”[22]与娄坚所言苏文与《战国策》、《庄子》的关联类似，武之望论文章师法也指出：“古文中可以为举业师范者，无过《战国策》、《庄子》及《苏长公集》三书。”并强调苏文源出于《战国策》、《庄子》的特征曰：

至苏长公之文，实自《战国策》、《庄子》来，词虽浅易而气则流溢，其滂沛如长江大河之不可御，其猛锐如铁骑悍卒之不可当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读一篇只如一股，读一股只如一句，虽中间纵横离合，变态百出，而气却一口呵来，无丝毫间断。唐宋以来，良属第一手。三书气、机、调、法，大约相同，而于举业家均为便利。后学能读之，有不拔帜词坛，脱颖场屋，吾不信也。昔宗子相紬绎千古，于史迁、工部、李献吉三书终身服膺不置，至谓怒读之则喜，愁读之则驩，困读之则苏，悲读之则平。余以于前三书亦云然。[23]

武之望论文人之“才”，也认为“读太史公及苏长公文，亦能助发人才”[24]，并褒扬二人文章“天授奇才，古今罕俪，读其文直令人两腋翩翩，有冲举云霄之势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25]李腾芳《文字法三十五则》极力称道苏文曰：“然他文字之妙，实实是司马迁以后一人，世人谓之“坡仙”，真是上八洞第一个领头班的仙长也。”[26]袁黄《游艺塾文规》也认为苏轼得司马迁之“波澜”：“作文固贵用意，而场中阅文，全要气好。古文惟太史公最雄浑昌大，苏长公得其波澜，便能雄视一世。”[27]

从上文所述的苏文与秦汉文章的关联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富有意义的对比：如果说明初文坛对韩、欧的尊奉，认为二子之文接续《孟子》，具备文以明道的示范性，彰显的是一种由理学思想所主导的文章学观念的话，那么明中叶以来文人多崇尚苏学，强调苏文与《庄子》、《史记》、《战国策》等经典之关联，反映的正是此际相对开放的思想文化氛围，以及文章学观念从明道宗经的单一取向向着子、史拓展的多元趋势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

苏文正是在上述文章学背景下逐渐得到明人的推崇，其地位也从明代前期次于韩、欧之下和合于三苏之内的唐宋诸家中脱颖而出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晚明以来，明人品评历代文章，多有苏文超越唐宋诸家的论调，如董其昌认为苏文因浸染禅学而具备奇诡的特征，因而得以“突过昌黎、欧阳”，其《画禅室随笔·评文》曰：“东坡水月之喻，盖自《肇论》得之，所谓“不迁”义也。文人冥搜内典，往往如凿空，不知乃沙门辈家饭耳。大藏教若演之，有许大文字。东坡突过昌黎、欧阳，以其多助，有此一奇也。”[28]甚至有了“有天地以来，一人而已”的至高评价。明末王守谦撰《古今文评》，于宋代诸家中尤推举苏轼：

迨宋五星聚奎，已兆理学大明之象，倘论文章家，其欧、苏、曾、王乎？四姓之中，以三苏为最；三苏之中，又以长公为最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坡公生来有仙气，古今文章大家以百数，若其人已往，而其神日新，其行日益远，则惟坡公独也。故曰《兰亭》不入帖，李、杜不入选，无可选也。长公集亦然。又有云坡公文章如晴空鸟迹，水面风痕，有天地以来，一人而已。长组吴师每向余云：“一案头只消司马子长《史记》、庄子《南华》、东坡全集，便勘一生受用。何者？三子者，皆文中仙也。”知言哉！[29]

王守谦对苏轼的褒扬以及对苏轼、司马迁和庄子并列为“文中仙”的肯定，是出于他“本乎性灵”、反对模拟的文章观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王氏本人也将苏轼和左丘明、司马迁、庄子并而称之，说到：“文章之气格，因乎世代，不能不异者也；文章之精粹，本乎性灵，不能不同者也。如以气格，无论六经，无可着手，即千载之后，有能为盲史，为腐令，为庄叟，为坡仙者乎？假令今人文字，果有必不可磨灭之精光，即起盲史、腐令、庄叟、坡仙，而有不心服我者乎？益信气格不足以绳文，而恃有性灵在也。”[30]在标榜苏文、《史记》具备千古“不可磨灭之精光”的同时，强调今人文字须本于性灵。

综上所述，从明初“羽翼韩、欧”到晚明“突过昌黎、欧阳”，苏文在明人文章价值序列中的地位变更，所展现的不仅是明人对古文经典范型的重构，更重要的是这种重构背后隐含的由孟、韩、欧与所谓“盲史、腐令、庄叟、坡仙”为各自代表的不同文章统绪与价值标准之间的较量，苏轼及其文章可以说正是在这两股力量的消长中逐渐突显了出来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

二、苏文“当熟”及其“举业法程”的示范性

正如上文引述武之望所称苏文与《战国策》、《庄子》“可以为举业师范者”，明人对苏文的表彰，另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在实践创作层面肯定它具备指导士子作文的范本意义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王世贞在其晚年撰写的《苏长公外纪序》，即对苏轼之论、策得到习文士子揣摩学习的情状作了揭示：“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独苏公之作最为便爽，而其所撰论、策之类，于时为最近，故操觚之士鲜不习苏公文者。”[31]李贽于万历间编选《坡仙集》并由焦竑刊行，他在给焦竑的信中也谈到苏文有资于举业的性质：“憾不得再写一部呈去请教耳，倘印出令学生子置在案头，初场、二场、三场毕具矣。”[32]另外如敖鲲于万历初年编刊《古文崇正》，所撰《刻古文崇正引》亦曰：“因出余先后所辑古文词，谬付诸梓，以畀多士。凡十有二卷，大指律之以正，取其足为举业法程尔。其有资于举业，即诸刻所无，亦博取之，少有所妨窒。虽脍炙人人者宁置，无敢侈同也。刻中惟苏文几四之一，以其于举业尤最为近。”[33]这些表述多少说明了万历以来苏文作为“举业法程”而有资于场屋的价值，渐已得到普遍认可。从明人文话的相关表述来看，这种认可的形成，至少可从以下数端说起：

首先，苏轼文章被嵌入到中晚明举业教育与文章教习之中，不可忽视的是唐宋派在其中起到的推介作用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如归有光编《文章指南》，选历代名家文章为例来说解作文法式，从所收篇目来看，唐宋八家分别为：韩愈文二十六篇，柳宗元文十篇，欧阳修文七篇，曾巩文一篇，王安石文一篇，苏洵文十篇，苏轼文二十一篇，苏辙文未入选。仅从篇目数量上来说，韩文与苏文均占较大的比重。归有光在此书中论“文章体则”共六十六则，其中以苏文为范例的共十六则，分别为：“仁集”之立论正大则、神思飘逸则；“义集”之譬喻则、尚论成败则、一反一正则；“礼集”之文势如破竹则、先虚后实则、先疑后决则；“智集”之下句截上句则、缴上生下则、叠上卷下则；“信集”之死中求活则、立意贯说则、缴应前语则、结束推广则、结束垂戒则。具体例子如“先虚后实则”，即以苏轼《伊尹论》、《晁错论》为范例：“谢叠山云：‘文章先立冒头，然后入事。’又是一格。如苏子瞻《伊尹论》是也。苏子瞻《晁错论》亦可与此参看。”[34]“死中求活则”则以《范增论》、《晁错论》为例并略作解说：“凡文字议论已到至处，更出一段议论，不溺于题意之寻常，是谓‘死中求活’，此文法之最妙者。如苏子瞻《范增论》方羽杀卿子冠军一说、《晁错论》‘当此一时’一段是也。熟此二篇文字，自有佳思矣。”[35]诸如此类，均以苏文为示例来说解文章格法。

相比于归氏所选，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对苏文在晚明的推广普及起到了更关键的作用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茅坤对苏轼文章的评价，是肯定其“天纵之才”，《苏文忠公文钞引》说：“予少谓苏子瞻之于文，李白之于诗，韩信之于兵，天各纵之神仙轶世之才，而非世之问学所及者。”[36]从编选情况来说，《文钞》共选入苏轼文章二百四十九篇，凡二十八卷，数量仅次于欧阳修而位居第二。至于入选的文类，茅坤选苏文尤重视其论、策一类的文章，并强调东坡此类文字颇有资于举业，如《刑赏忠厚之至》评语曰：“东坡试论文字，悠扬宛宕，于今场屋中极利者也。”[37]《孔子从先进》评语：“时论中妙手，其体格与今无相远。”[38]《物不可以苟合》评语：“时论之冠。中间君臣等四比填入格眼，本属时论，却能按经传事情，化腐为新。举子业得此法，可以横四海矣。”[39]《王者不治夷狄》评语：“奔逸绝尘，是时论中一射雕手也。举子业到此，便是脱凡胎矣。”[40]此类评语，均着眼于科场作文而发。四库馆臣也指出《文钞》“大抵亦为举业而设”，“集中评语虽所见未深，而亦足为初学之门径，一二百年以来，家弦户诵，固亦有由矣”[41]。事实上《文钞》刊行之后，在晚明与清代被多次翻刻，影响颇大，明末沈暗章《苏文忠公文选序》指出：“子瞻尤以神仙轶世之才独建旗鼓，传称浑涵光芒，雄视百家，倘所谓转世而不世转、持世而不世趋者非欤？。明兴，操觚家递为评选，屈指未易更仆数。丰寰钱先生业加品骘，而鹿门先生又有《文抄》行海内，然览者不无浩夥之叹。”[42]从中当可看出在重视科考的社会语境中，《文钞》之刊刻流行一定程度上也助推了苏文，尤其是其论、策类文章典范意义的确立。

其次，正如上文引述王世贞指出苏轼“所撰论、策之类，于时为最近”，茅坤评苏轼《孔子从先进》论“其体格与今无相远”，苏文之所以能成为中晚明流行的举业读本，除了精英阶层的鼓倡推动外，另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正是论、策作为明代科举取士的考试文体，其体式基本沿用了南宋旧制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从历史上看，苏轼之文在南宋科场也曾风行一时，陆游曾记载南宋初年苏文取代《文选》成为举业读本的现象：“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建炎以来，尚苏轼文章，学者翕然称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43]叶适也曾称扬苏轼之论，认为“独苏轼用一语，立一意，架虚行危，纵横倏忽数白言，读者皆如其所欲也，推者莫知其所自来，虽理有未精，而辞之所至，莫或过焉，盖古今论议之杰也”[44]，并分析苏文与当时科场文风之关联说：“以文为论，自苏氏始，而科举希世之学，烂慢放逸，无复实理，不可收拾矣。”[45]苏轼的论体文在南宋科场的流行态势也延续到了明代。如明初何乔新《论学绳尺序》云：“予少时从事举子业，先公尝训之曰：‘近时场屋论体卑弱，当以欧、苏诸论为法，乃可以脱凡近而追古雅。’予因取欧、苏诸论熟读之，间仿其体拟作一二。”[46]自言以欧、苏诸论作为师法和效仿的对象。到了晚明，如凌启康编《苏长公合作》，其《凡例》指出“昔之选坡者，策、论、上书、《赤壁赋》外不多录”[47]，钱士鏊序《苏长公集选》亦曰：“往不佞习举子业，诸尝业举子者辄称苏长公。不佞取世所传论、策等十数篇读，洸洸漾漾，莫余逆已。”[48]可见明人刊刻苏文选本也有意识地强调对策、论一类的文体的选录。

最后，与上述苏文选本的文体收录情况相匹配，晚明文话对论体文的研讨也多以东坡文章为例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袁黄《游艺塾续文规》论及论体文之格制，首先强调必须阅读宋人旧论：“我朝论有破题，有承题，有小说，有入题，有原题，有大说，有腰，有结，原系国初诸儒仿《论学绳尺》而制此式也，中式者中此而已。今作墨卷论，亦须将宋人旧论一一检阅。”[49]在此基础上，提出东坡诸论，为论体文质典范，并《王者不治夷狄》、《贾谊论》二文，视之为“矜式”：

苏子瞻《王者不治夷狄》论，乃是制科墨卷六论中之一，有冒有承，有说有缴，规模极整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前面闲说甚长，后面正说甚短，及读之全不觉其长短，盖后面一句转一句故也。今之时论，皆有段落，殊不雅观，须融通而变化之。如干宝作《晋帝纪总论》，徐伯鲁谓：“贾谊《过秦论》后，仅见此篇。”然其中间实又以安民立政、民风国势为眼目，惟其笔力圆劲，故全不见其比排之迹。又如苏子瞻《贾谊论》，“深交绛灌”与“默默待变”本是两柱，而文势融通，一意贯串，遂成高调，皆可矜式者也。[50]

袁黄认为苏轼之论极为工整，且贵在文势融通，一意贯串，而今人作时论，往往分以段落，缺乏圆融之态，因而他也强调：“论贵古，贾生《过秦》其最也；论贵圆，苏氏兄弟称绝调焉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故学论者，取材于古，而尤当畅之以苏文。”[51]除袁黄外，如汪正宗于万历元年（1573）撰成《作论秘诀心法》，在其所作序文中也认为在宋代诸家中，以论擅名者当属欧、苏：“有宋龙兴，周、程、张、朱，为理学渊薮，接洙泗渊源，卓乎不可及矣。若乃以论擅名，欧、苏其选也。著述繁浩，星罗布列，《春秋论》、《朋党论》、《孔子从先进》论、《王者不治夷狄》论、《物不可苟合》论，岂非无关于世教哉？此犹古作也。”[52]庄元臣在《论学须知》中则承续了宋人“苏文熟，吃羊肉”的说法，提出“苏文当熟”。对于师法古人，庄元臣指出应重视“轨辙”，所谓“体制有古今，轨辙无先后，善学者师其轨辙，不善学者师其体制。师其体制者，古而实今；师其轨辙者，今而实古”[53]，并借此肯定苏文得《孟子》轨辙，因而说说行文法度，“动引苏文为证据”，可见其对苏文之推崇。

因此就总体而言，苏文在中晚明作为一种文章程式之确立实际上与明代的文章学演进关系密切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一方面，随着文体学的发展，对经义、论、策等科考文体之体制、格式的研讨亦日益细化，如上汪正宗《作论秘诀心法》曾详细说解论体文之纲领、节目及具体作法。另一方面，正如袁黄指出须检阅“宋人旧论”、庄元臣强调应师法前人“轨辙”，阅读并仿习唐宋文章是明人制举习文的重要手段。正是在这些情势下，体格“于时为最近”、文势融通又富有变化的苏文，其文学价值与社会功用获得极大认可，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文章范本和举业程式。

三、庄元臣《论学须知》及其以苏文为范本的技法论

除了延续宋人“苏文熟”的说法外，庄元臣《论学须知》专以苏文为范本来论述文章作法，尤其值得留意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其特别之处在于，苏文作为一种典范文本进入到一个从立意、行文到造语、下字的完整文章学系统，这对于我们深入了解明人作文如何取法于苏文提供了很好的样本。

关于庄元臣其人，此处略作交待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历代文话》收录庄氏《论学须知》、《行文须知》和《文诀》三种，但所附提要对其生平、籍贯等情况均失考，盖沿《四库全书总目》之误。庄氏《三才考略》入《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存目，其提要谓：“元臣字忠原，归安人，隆庆戊辰进士。”[54]对此，刘咸炘《旧书别录》、杨武泉《四库全书总目辨误》实已提出异议。目前所知最早记载庄元臣的文献线索，是潘柽章的《松陵文献》，该书卷九《人物志·文学》载有庄元臣小传，现节录如下：

庄元臣，字忠甫，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奉使封平原安丘二王，以母丧归。三十六年，吴中大水，元臣条议荒政，当事者采行之。寻，北上，卒于济宁舟中。……兄宪臣，字昆明，亦博雅士也。[55]

康熙《吴江县志》卷三十五《人物六·文苑》、乾隆《震泽县志》卷十九《人物七·文学》、道光《震泽镇志》卷九《文苑》均录有小传，内容雷同，应该都本自《松陵文献》而来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庄氏《三才略考》及《叔苴子》卷首所题，均字“忠甫”。字“忠原”者，据笔者所查，除《总目》外别无旁证，当是馆臣误记。关于庄元臣的科第与籍贯，据康熙《吴江县志》卷二十八《科第表》、乾隆《震泽县志》卷十三《人物一·科第》、光绪《归安县志》卷三十一《选举录一·进士》以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所载，当为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举人，万历三十二年甲辰（1604）进士，原籍吴江（今江苏吴江），寄籍归安（今浙江湖州）。万历三十六年，吴中水灾，庄元臣以救荒条上陈当事。此后不久，北上至济宁（今属山东），卒于舟中。关于具体卒年，赵鸿谦《宋轩书录》载：“己酉岁卒，年仅五十。”[56]据此可知他卒于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并可上推知生年为嘉靖三十九年庚申（1560）。

庄元臣喜谈经论文，著述颇丰，《庄忠甫杂著》存《昭代事始》、《朝纲变例》、《叔苴子》等二十八种，共七十卷，有清初永言斋抄本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另有《曼衍斋文集》不分卷，存清抄本。庄氏早年习举业，尝探讨古人作文法度，来作为科考作文的参考，上引《松陵文献》所载小传谓：

自言少时习制举业，茫洋而思，信笔而书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如是者有年，乃伏而自思，以为先哲之文投机迎刃，意必有准绳尺度以运其间，而非得之偶然者。……乃以暇时尽出先秦两汉史氏百子之书，伏而读之。不厌，则取唐宋而下及我明诸名家文集读之。又不厌，取《楞严》、《法华》诸佛经读之。咸味其理，掇其词，深求其文章变化曲折之妙。……于是文章之情状，略已得其统纪条贯矣。因为文论十篇，以明古今作者之得失。所著有《四书觉参FU》、《叔苴子》、《三才考略》、《金石撰》、《凤阁草》、《时务策》，凡数百卷。[57]

据小传可知庄氏尚有《四书觉参FU》、《金石撰》、《凤阁草》、《时务策》等著作，另撰有文论十篇，惜皆失传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文中提到庄氏少时作文多信笔而书，从他后来所著的文论作品中可以看出，庄氏论文重视文章法度，对这种“信笔”作文的习惯是持否定态度的。这种自我否定，来自庄元臣对唐宋以来名家文章的品读分析。小传所提及的几种著作，如《三才考略》十二卷，《四库全书总目》谓：“是书备科举答策之用，分十二门，皆摭《通典》、《通考》诸书为之。”[58]可知该书专为科举答策备考所编。《时务策》今佚，其内容今已无法确知，然而从书名来看，或许也是策试的参考用书。于此当可见庄元臣喜探求历代文章之法度，同时也关注科举时文的技艺，多有心得。

梳理上述背景，有助于我们了解庄元臣的文章学倾向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小传已提到他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认识到古人作文有迹可循、有法可依，并非出于偶然。在《论学须知引》中他也提到自己常读《孟子》和三苏的文章，探索其中的技法：

日取孟子、韩子及苏氏父子之文，俯而读，仰而维，日夜探索其方术之所在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久之，遂能悉了其解，毫无隐机。虽其雄辨之才、弘博之识，与人俱往，而至其构造绘饰之法，则刍狗犹可再陈，糟粕尚有余沥也。故辄取所得，笔之于纸，号曰《论学须知》。[59]

于古今文家中，庄氏尤推苏轼父子于是专引“苏文”为据，撰成“论文家四要诀”，针对立意、章法、句法、字法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至于具体技法的解说，庄元臣基本以苏轼文章为范本，如“立意”要诀，涉及包括“拗题立意”、“拗俗立意”、“轻题立意”等十五种技法，援引文章二十一篇，其中苏洵二篇，余皆属苏轼。“四要诀”总计征引五十篇，计苏轼四十三篇，苏洵六篇，韩愈一篇。因此，也可以说《论学须知》援引为文法证据的“苏文”主要是指苏轼的文章。

至于具体的技法论述，不妨仍按“四要诀”依次论述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首先是“立意”，作为作文之要务，庄元臣自然也很重视，他说：“意为一篇之纲纪，机局待之以布置，词章待之以发遣，如大将建旗鼓，而三军之士，臂挥颔招，奔走如意也，故曰意为大将。”[59]针对作文立意的原则，他提出应力避“庸”、“悖”、“迂”、“稚”、“浮”、“陋”六忌，追求“婉而高”。立意须“高”的观点，宋人便已有论及：“凡论以立意为先，造语次之。如立意高妙，而遣辞不工，未害为佳论。”[60]相比之下，庄氏所论立意之“婉”，似更值得留意。所谓“婉”，即要求文章的内容婉转曲折，不直接道明。庄元臣在《文诀》中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为文妙在立意曲折，驾造崚嶒，如宴饮者，钩致众宾以娱主人。”[61]《论学须知》以苏文为例提出了十五种立意法，譬如“深文以畅意”之法，即援引《荀卿论》指出苏轼为道明荀子之罪，并不只在荀子身上做文章，而是另开一笔，转以李斯之乱归罪于荀子。清人对苏轼《荀卿论》也有类似的评价：“以李斯之罪罪荀卿，虽深文曲笔，自不可易。……文之曲折纵横，的是名手。”[62]这里提到的“深文曲笔”，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批评术语。“曲笔”本为史家笔法，与“直书”对立，均出自刘知几《史通》。明清以来，曲笔的手法逐渐进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尤以清人金圣叹《水浒传》评点为代表。所谓“深文曲笔”，就文章写作而言，其实是说究为文须曲折迂回地进行表达，以求得行文蕴藉，意旨深沉。庄元臣对这一笔法的理解，是与他强调文章立意应避免浅陋的大忌相FU合的。也正是以此作为评判标准，他对苏文的评价颇高：“文章立意之妙，观所起，不能测所止，随看随解，至尽后知。此惟苏、韩文能得其解，余人莫及也。”[63]

其次是“章法”，庄氏认为章法贵在“圆”：“大抵章法之所贵者开阖，而开阖之所贵者圆融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64]此后又以“观者如入武陵桃源”为喻，来强调行文须委婉曲折，圆转无痕。由此看来，追求章法圆融事实上正是为立意之婉转而服务。在《文诀》中庄元臣也用“观者”的视角，以“山川地形”为喻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凡作文字，当如山川地形，要使其有高深磊砢之势，方成大观。若使直叙事理，苟求通畅，则如陂阤平远，弥望遥遥绵亘千里，徒为荒郊瓯脱之地而已，何足寓览者之目哉！”[65]也是强调章法须有变化，不可平铺直叙。至于具体作法，庄氏分大开阖、小开阖和圆成之妙三类目标，各有区别。试以大开阖一类略作说明。庄氏指出想达到大开阖的效果，应掌握“欲而不言之法”，认为凡是作文章，必须先有个主意，但不可信笔直书，并认为苏文最得此要诀：

必迂其途路，多其款曲，由隐之显，由略之详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将欲吐之，又复吞之；将欲示之，又自秘之。直到山穷水尽处，然后曝然倾出本色，一发便收，才能鼓舞人心，竦动眼目。……苏家最秘此诀，篇篇用之。而《管仲》、《高帝》、《伊尹》、《范增》等篇，则尤其较著者也。[66]

具体操作又细分为“影题法”、“虚引法”、“实引法”、“譬喻法”、“设难法”五种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如“影题法”，《论学须知》举苏轼《晁错论》为例。为方便论述，不妨节录《晁错论》原文来对这几种方法作一番解说：

晁错论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察，以错为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之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67]

“影题法”的提出，最早见于元人陈绎曾的《文说》，列于“抱题法”条下，并有解释说：“并不说正题事，或以故事，或以他事，或立议论，挨傍题目而不着迹，题中合说事皆影见之，此变态最多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68]上引《晁错论》第一自然段即运用“影题法”，以“天下之患”之论展开，并不直议晁错，却又暗含了对晁错的评价。“虚引法”和“实引法”常常并用，前者多为抽象的概说，如苏文中常用的“古之君子”、“古之圣人”等，后者则是实人实事。引文第三自然段的开头三句即用“虚引法”，随后用“实引法”带出大禹治水凿龙门、决江河的事例，完成了由虚到实、由抽象概说到具体例证的过渡。“设难法”，即设疑，多为问答形式，引文第四自然段用此法引出问题来阐述晃错取祸的原因。随后庄元臣对这一程式化的写作流程作了总结：“凡要用欲言不言之法者，必先影题一段，虚引一段，实引一段，譬喻一段，涉难一段，然后说到主意上，便觉委婉纡徐，烂然成文矣。”[69]

再次是“句法”，庄氏提出了“长短相间”、“散对相错”等九类造句的方法，并指出“虚实相生”为最妙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所谓“虚实相生”之法，是以实字带出虚字，虚字代替实字，使得句义错综而不致重复。譬如苏轼的《厉法禁》，开篇就以一句“乐乎赏而畏乎刑”来为“赏”、“刑”二实字找到“乐”、“畏”两个虚字作为替代。下文只用“乐”、“畏”，不再言“赏”、“刑”，而“赏”、“刑”之意不言自明，这正是苏轼善于下字造句的体现。

最后是“字法”，庄元臣认为三苏的文章，用字尤其精细工巧，并以苏文为代表，逐一论述了他所崇尚的下字法，即“贵亮，贵确，贵新，贵劲，贵平正，贵圆转，贵浓淡适匀，贵音律和谐”[70]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由此也不难看出，“句法”和“字法”密切相关，下字准确到位是造句合乎法度的前提，这也正如他在《文诀》提到的：“字不坚则句懒，字不新则句尘，字不确则句晦，字不厚则句长。故善炼句者，善炼字也。” [71]

上文对“四要诀”的梳理，并结合苏轼《晁错论》、《厉法禁》等作为示例，当然是希望能够通过具体的文章文本，比较直观地展示苏文之技法所在，以力求贴近古人说解文法的具体情境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综合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庄元臣从技术性层面将文章作法的一整套体系作了剖析，从立意、行文到造句、下字，层次分明。虽然严格地来说，庄氏所持之文章技法论，在某些方面并未能摆脱前人格套。譬如把作文比喻为行军而指出意为大将，这一说法，明初曾鼎《文式》便已提到说：“作文以主意为将军，转换开阖，如行军之法，必有将军号令。”[72]再如论章法“圆成”，宋人陈傅良《论诀》便已论之；论句法“长短相间”亦早见于宋人陈骙《文则》。但从明人文法理论的角度来说，《论学须知》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把苏文作为范本，纳入到一个较为完整的文章学框架中，并付之以独到的心得加以阐发。同时，若转换视角，我们不妨将其视为明代苏轼文法研究的专书，对于明代的苏文以及文章学研究来说，也具备一定的价值和贡献。据此至少可以想见，明人如何以苏轼等人的文章作为范本，通过阅读文本和揣摩技来学习文章写作的过程，也可以藉此更直观地认识古代文章学重视创作实践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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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斯文》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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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宗杰，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青年副研究员十种贵人详解及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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