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渝先生：源流深广 道教形成的 社会原因和历史条件:道家思想

早期道教大约形成于东汉中叶，即公元二世纪中叶道家思想。形成时，即有二派，即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太平道主要在今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北部一带流传活动五斗米道主要在今四川一带流传活动。

道教在东汉中叶形成是有其深刻社会原因的道家思想。西汉中期以后，统治阶级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后期更是放肆地榨取，以至“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3册，1189页）。加上连年征战和自然灾害，农民或转为奴隶，或暴骨于野，贫者无以自存，于是并起为盗贼，形成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刘秀接位以后，尽管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农业的措施，但是由于豪强的兼并和割据，大大束缚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由于东汉后期的豪强都拥有军队，因此，民众的灾难比西汉时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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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有《七哀诗》一首描写二世纪末的中国社会的惨状“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道家思想。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所，何能两相完。”人民沉浸在苦难之中，在饥饿，在挣扎，在号泣。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面临着崩溃的危险。持续的对于社会和对于生活的无依靠的恐惧，引导人民转向宗教寻找精神解脱。而无能的统治者又只能在迷信谶纬中麻醉自己、欺骗民众。这样的社会条件就为道教的形成准备了客观条件。

当然，作为一种中国本土宗教，它的形成又有深刻的历史渊源道家思想。

一是道家思想对道教形成的影响道家思想。道教以“道”名教，它的教义、教理直接沿用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思想和概念。《道德经》称“道”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这一关于“道”的超乎天地，驾驭天地特性的描述，在东汉时，被发展为“神”的特性，即成为创造宇宙、化生天地的伟大神灵并将老子等同于“道”，益州太守王阜有《老子圣母碑》称“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观混合之未别，窥清浊之未分。”于是“道”被人格化，“老子”被神圣化。

《道德经》的“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不自生也”，“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的思想，也成为道教的教义道家思想。边韶《老子铭》称“由是世之好道者，触类而长之。以老子离合于混沌之气，与三光为终始”，“自羲农以来，世为圣者作师”。于是“长生不死”就成为道教养生、修仙的追求目标。

二是神仙家对道教形成的影响道家思想。秦汉时期的神仙家是由殷商时期的巫演化而来的。巫师的卜筮、祭祀、占星、历算和医术等同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从而为神仙术寻找到了理论依据，形成了神仙家。神仙家以“天人感应”的宗教神学，来解释自然和社会问题，就在自然变化和社会治乱之间人为地建立起神秘联系。道教在它的形成中，不断吸取神仙思想充实道教教义，吸收部分神仙方术作为实践其追求“长生”的目标的手段和方法。

三是佛教传入对道教形成的影响道家思想。佛教大约在西汉末、东汉初传入中国只是到了东汉中后期才得到较为广泛的流传。起初，它是以依附于中国古代宗教的形式出现，汉明帝永平8年（65年），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念的是道经，拜的是释迦。东汉末年，西域高僧安世高等到达洛阳，佛经开始大量译出，一种比较精致的宗教思想出现了，一种比较新颖的宗教仪式、宗教组织、偶像系统给予中国的社会和民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佛教的形式刺激了中国民众十分成熟的宗教心理，于是，在佛教的影响下，道教的各种要素就逐渐形成了。

神仙家的阴阳五行和谶讳学说同老庄哲学结合起来被固定在中国的道教教义之中道家思想。

中国古代宗教的天神、地祗和人鬼系统和被神化了的黄帝、老子又被固定在中国的道教偶像崇拜之中道家思想。

专职的神仙方士编造了神仙所降的经典并且改称为道士道家思想。

结果，一种具有多元的宗教思想与多样的神仙方术以及多神为其特点的道教就形成了道家思想。早期道教从一开始就活跃于民间，并为被统治阶级利用作为斗争的旗帜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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