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的悲欢离合——《巨流河》读后杂感十二谈:信阳祭奠烈士祭祀祖先
1、历史感
我读《巨流河》，首先是因为它的作者齐邦媛女士及作者父亲齐世英先生是我们铁岭的家乡人，家乡人的那种亲近感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由于作者的家世背景以及学养经历，我相信书中一定会有我感兴趣的东西——历史感信阳祭奠烈士祭祀祖先。我喜欢历史感，一本书有了历史感，就会厚重深沉，就会有特殊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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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巨流河》，确实读出了一个人的喜怒哀乐、一个家庭的颠沛流离、一个时代的悲欢离合，读出了那种厚重深沉的历史感信阳祭奠烈士祭祀祖先。齐邦媛女士的文笔我也特别喜欢，乍一读语调平和，但是细细品味，字字句句饱含深情。
2、中国人起名字应该多看看四书五经
齐邦媛女士说到她的名字源出《诗经》“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传奇的是她的名字是一位乡村医生在她幼时救她于生命垂危以后应她母亲所求为她起的信阳祭奠烈士祭祀祖先。读到这里不禁感慨那个时代，一个乡村医生都有这种国学底子。看看我们现在给孩子起的名字，包括那些酿名斋给起的，还有多少文化气息？
其实我们中国人起名字真的应该多看看四书五经，那里面有许多有意义的字、词可供选择，寓意美好、字面典雅信阳祭奠烈士祭祀祖先。只是大陆经过改革开放以前30年的折腾，传统文化几乎灭顶，到现在也没有缓过气来，这一点从孩子起名字就可见一斑。相比之下，台湾的国学教育和文化传统之保留要好过我们许多。我们现在总在说中国文化、说民族精神、说核心价值观，我看不妨就从传统文化进大中小学教材和起名字开始。
我经常担心现在如果日本鬼子再入侵中国，我们还有多少人会为他（她）心目中的民族和国家而舍生忘死、甘心牺牲！我们在建国后前30年只知道效忠领袖、后30年只知道人为财死，现在还有多少人心里存有至高无上的民族与国家？当年满清初入中原时，尽管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之令和屠城之举，汉族人还是浴血反抗多年，直到300年后建立民国，就是因为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贯穿其间信阳祭奠烈士祭祀祖先。我们现在还有这种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质吗？我曾经看到一则报道，说直到现在莫斯科的青年男女结婚前还要到无名英雄纪念碑前献花，我就感慨，这个民族的血液里都渗透着尚武精神和对英雄的崇拜，如果没有这种深入骨髓的气质，俄罗斯人也无法打败希特勒的德国。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民族精神。我们中华民族有自己的特质，我们不一定要尚武，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我们的祖先！
3、从政的人必须公私分明
齐邦媛女士说到一件事，她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路上一不小心踩到泥里，正巧父亲齐世英坐车经过，便叫司机出来帮她把鞋从泥里拔出来穿上，然后就开车走了，晚上回家齐世英还教育她说，小孩子不可以坐公务车上学，公务信纸有机关头衔也绝不可用，一则须知公私分明，再则小孩子不可以养成炫耀的心理信阳祭奠烈士祭祀祖先。这件事是小事，但是人生的道理俱在其中。有这样的父母教育，孩子一定会成为一个有修养、有担当的人。
齐世英的话里其实有两层含义：公私分明，这是为官之道；不可让孩子养成炫耀心理，这是为父母之道信阳祭奠烈士祭祀祖先。从政的人都应该仔细品味齐世英的做法和对孩子说的话。像现在炒得沸沸扬扬的李天一案，李氏小小年纪便有如此恶行，不管梦鸽如何辩解，我都坚信：每一个京城恶少、无良衙内背后，都有一对缺少修养、不成体统的父母。一个孩子无论变好还是变坏，都不会是在真空里一下子变出来的，而一定是在家庭和社会的某种环境中一点一滴从量变到质变的；官僚、巨富家庭的孩子，受家庭的影响要远过于受社会的影响，所以，“穷二代”可以抱怨社会，“官二代”、“富二代”没有资格抱怨社会。话扯远了，回到开始时我想说的话：当官有很多种当法，但是底线只有一个，就是必须公私分明。
4、张作相的政治智慧
齐邦媛女士说到了父亲齐世英参与郭松龄倒戈事件的一些故事，其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是郭军兵败后，参加郭军倒戈的人原都难逃一死，但是张作霖的“把弟兄”张作相说了一句话：“不能这么办，他们都是家乡子弟，冤冤相报，将来那还得了?”这一句话不知保全了多少性命，叛军归回原职之后，更加效忠卖命，也延长了奉军的政治生命信阳祭奠烈士祭祀祖先。
这个故事应该是真事，我记得以前在其他文史资料里也看到过信阳祭奠烈士祭祀祖先。其实奉军军官对张氏父子的忠诚度是非常高的，直到西安事变前，包括在与红军的作战中，军、师、团一级的军官可以战败、可以战死，但是绝少投降、更没有叛变，这与西北军那些给点大洋就叛变的将领相比，差别是非常明显的。究其原因，我想一个是奉军军官尤其是郭军倒戈前后的军官都是东北自己的说武堂毕业的，张氏父子又极重视在东北办教育，东北军在文化上的归属感比较强，人心相对团结稳定；另一个恐怕就是张作相当年一句话结出了善果，不要小看了这件事的影响，当年李世民能让突厥人在自己手下领兵打仗而不叛变，就是因为有这种胸怀。从这个角度看，抛开人品气节而单论驭人之术，张氏父子是高过冯玉祥的。
有很多时候，杀人只能立威，不能立恩、立信，有原则的宽容才能立恩、立信信阳祭奠烈士祭祀祖先。所以，我们看中国历史，会看到几个有作为的帝王都做过同一件事：权臣在外征战或办事，有些事不小心做得过分了，或者朝廷内有人嫉妒上奏折弹劾，皇帝并不急于追究，而是等某个时机，把权臣召进内廷，给权臣看这些奏折，等权臣看到汗如雨下时，皇帝轻描淡写地把这些奏折往旁边一丢，说一句：“我是相信你的。”这就是政治智慧——当然，前提是皇帝心里有底，这个权臣没有谋反的心思和能力，否则，皇帝说了这话的第二天，自己怕是就要脑袋搬家了。
5、家乡的味道
齐邦媛女士说到：在南京时，她母亲照顾东北到南京的学生，曾经在后院放了大大小小的缸，不停地渍酸菜，又托人由北平买来纯铜火锅，七七事变前在南京那些年，齐家的五花肉酸菜火锅不知温暖了多少游子思乡的心! 母亲又认为东北的大酱最好吃，就做了大酱，等那些东北流落来的黄埔军校学生来家里时，给他们切一段段的黄瓜，蘸大酱吃，然后又端出酸菜火锅，有人一边吃一边掉眼泪，因为想起家来了，这些人这一生没再回去了信阳祭奠烈士祭祀祖先。
读到这里，我热泪盈眶信阳祭奠烈士祭祀祖先。战乱年代，人们颠沛流离，乡关万里，经常面临生死考验，也许心已麻木，但是内心深处会永远珍藏着——家乡的味道！
6、战乱年代的爱情
《巨流河》里，有很大的篇幅写到张大非——写到张大非的身世和他的国仇家恨，写到齐邦媛12岁时那个黄昏在寒风与恐惧中看到张大非在山的隘口回头看她，写到张大非报考空军离家前送给齐邦媛的《圣经》扉页上写的“邦媛妹妹”以及“可爱的前途”的祝福，写到1943年4月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时的拥抱，写到1944年5月18日张大非在河南信阳的空战中殉国，写到75岁时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见到张大非的墓碑信阳祭奠烈士祭祀祖先。每一个细节都让人感动，而最打动我的是张大非殉国前写给齐邦媛哥哥的诀别信，信中写道：“振一：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几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感谢妈妈这些年对我的慈爱关怀。使我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全然的漂泊中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读到这里时，正值一个暴雨天的中午，我坐在车里等孩子放学，窗外大雨滂沱，车里的我潸然泪下。
那一代人在战乱中的爱情让人格外感动，尤其是张大非面对死亡的坦然和对“邦媛妹妹”的牵挂让人读来心痛信阳祭奠烈士祭祀祖先。我在想：那个年代里，我们有多少像张大非这样的优秀青年血洒疆场、为国捐躯，“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又有多少像齐邦媛这样的女孩送心爱的人上战场却再也没有等到他回来，一生都要承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的痛苦！想当年“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有多少个家庭失去了他们最亲爱的儿子、夫婿，我们这个民族失去了多少热血儿女、国之干城！这些先烈和他们的亲人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英雄，值得我们永远尊重！
7、国家和民族的灾难
因为是东北人，齐邦媛女士在书里很多地方都流露出难以忘怀的家国之痛信阳祭奠烈士祭祀祖先。如：“从南京逃到汉口”一段写到父亲安排学校1000多名师生撤离南京到抗战后方，顾虑偏远地区的治安问题，向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要了一百枝步枪交给学校，以备路上保护师生安全。“我家住在松花江上”一段写到国文老师郝冷若带着大家唱那首传唱后世的《松花江上》，从湖南唱到四川，伴着近千个自东北漂流到西南的流亡学生；由抗日到反共，唱遍了万里江山，初来台湾时，仍伴着无数哭声唱了将近十年。“我要敲大鼓”一段写日本人打进汉口时，学校参加长沙爱国大游行，老师问：“你要做什么?”齐邦媛说:“我要敲大鼓。”因为那时候抗日的感受很强烈，觉得一定要用大鼓才能表现出来。还有回忆南开中学经历的那一章标题——“中国不亡，有我!”每一处我们都能看到：国难当头，刻骨铭心。
读过《巨流河》，我对那些给我们国家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人更加痛恨信阳祭奠烈士祭祀祖先。近代以来，掠夺我们土地最多的是俄罗斯，杀我们人最多的是日本。与俄罗斯和解，我能够理解，毕竟我们大国相邻、后来还有过一段兄弟情谊；与日本和解，我不能接受，因为日本人从来没有认识到他们的残忍和错误。前不久又是“815”，日本政客掀起了近年来罕见的参拜热潮（今年日本政客参拜人数是去年的两倍），看着中国外交部不疼不痒抗议的新闻画面，我内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愤懑，忍不住在微博上发了几条建议：一、立法设立“国家胜利日”，设在每年的“815”，降低“918”的纪念规格，提升“815”的纪念规格，每年“815”举行明确针对日本的胜利日阅兵仪式。不要怕跟日本翻脸，日本本来也没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不要再说日本人民这样的自欺欺人的话了，日本人民用选票选出了小泉和安倍这样的人，已经用实际行动说明了一切，将来中日一旦开战，拿着枪来杀中国人的就是这些日本人民。二、每年“815”拉一次黑名单，凡是参拜靖国神社的政商人士都在名单上，国务院公开发布名单，宣布对名单上的人一年内限制入境，对参拜的企业驱逐出境或征收惩罚性税收。相信世贸组织及美国能够理解这一点。我们对支持台独的企业都可以这样做，对外国仇人为什么不能这样。三、升格外交行动，视情况召回驻日大使并驱逐日本驻华大使，将两国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或更低，经济和文化关系暂时断绝。四、国家建立抗日英烈纪念碑和英烈祠，每年“815”以国家的名义举行最高规格的祭奠（国祭）仪式，以示“对国难及英烈永志不忘”。我写这些，并不针对什么，只是觉得一个是“位卑未敢忘忧国”，另一个是觉得这样也算是对我们历经苦难的先辈特别是那些为国捐躯的先烈略表尊重。
8、信阳祭奠烈士祭祀祖先我们还有“雷、马、屏、峨”
齐邦媛女士写国仇家恨的内容中，还有一段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校长王星拱在文庙前广场召集师生，宣布日军有可能进犯四川，教育部下令各校在紧急时往安全地区撤退，指定武大由嘉定师管区司令部保护，在必要时撤退进入川康边境大凉山区的“雷马屏峨”彝族自治区信阳祭奠烈士祭祀祖先。王校长语调悲戚，简短地结语说：“我们已经艰辛地撑了八年，绝没有放弃的一天，大家都要尽各人的力。教育部命令各校，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在这段描述之后，齐邦媛女士深情地写道：这之后六十年，走过千山万水，“雷马屏峨”这四个字带着悲壮的声音在我心中不时响起，代表着一种最后的安全。人生没有绝路，任何情况之下，“弦歌不辍”是我活着的最大依靠。
——是的，国家没有绝路，人生没有绝路，我们还有“雷、马、屏、峨”信阳祭奠烈士祭祀祖先。我们的先辈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在国家危亡的时刻，一路浴血走来，硬生生闯出一条生路。为此，我们应该向我们的先辈致敬！
9、蒋介石在东北的失策
因为父亲齐世英先生是东北人中的翘楚，齐邦媛女士的书中难免会谈到东北的人和事，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对蒋介石和张氏父子的评价信阳祭奠烈士祭祀祖先。谈到蒋介石的东北政策，齐邦媛不无遗憾。书中引用《齐世英先生访问纪录》谈到了东北接收大局之败坏，认为蒋介石派熊式辉主政东北是一大失误，明确写道：这匆促或者私心的一步棋，播下了悲剧的种子。……我们那时东北党务(主要是以地下抗日工作作核心)做得很好，如果能把这些人用在地方上做号召，我想共党在东北是起不来的。中共过去在东北的组织力量微乎其微，早在张家父子时代对共党就绝不优容，张作霖在北平就曾抄过俄国大使馆、杀李大钊。就是日本进占中国也是反共，而伪满又是执行日本的命令。一直到我们收复东北时，中共在东北还没有什么力量，以后依赖俄国的扶持才坐大。俄国扶持中共固然是促成东北沦陷最主要的原因，而政府用人不当，方法不对，也须承认。尤其胜利后，东北人民不分男女老幼皆倾向中央，只要中央给点温暖或起用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乐意为国效劳。
齐世英、齐邦媛父女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信阳祭奠烈士祭祀祖先。作为政治家，蒋介石起家的诀窍是利用一切机会培植私人势力，其失败的原因也在于私心太重导致离心离德，此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蒋介石虽然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心里怕是根本没有这四个字。倒是蒋经国把这四个字品透了，执掌大权以后力促民生建设，晚年也没有把大位继续传给“蒋三世”，加上时事有利、天赐良机，把台湾带入了富强、民主的新轨道。这一段历史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10、关于张氏父子的臧否
臧否人物是知识分子的嗜好信阳祭奠烈士祭祀祖先。不过以非学术著作的回忆录来说，臧否人物难免带有个人感情色彩，未必公允。由于父亲齐世英早年与郭松龄关系密切、晚年对蒋介石丢失东北不满等原因，齐邦媛在书中对张作霖评价相对要高，对张学良评价很低。她在书中几处先后写道：张作霖出身草莽，但是他有那一代草莽英雄的豪壮与义气，不与日人妥协，在皇姑屯火车上被日人埋伏炸死，结束了传奇式的军阀时代，留下东北那么大的局面；其子张学良继承名号、权势及财富，但是没有智慧和尊严，东北自主强盛的希望也永未实现。……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他们知道必须先炸死张作霖和他的军事高级将领才能侵占东北，因为张作霖用最了解当地民情的“智慧”建立了他的权力，维护地方安定已二十年，他集威权于一身，他若不死，日本人想占沈阳都办不到，遑论全东北！……张学良二十岁继承奉军地盘，毫无思考判断准备，只知权力，冲动任性地造成贻害大局的西安事变，使东北军数十万人流落关内，失去了在东北命运上说话的力量，他和这个坚持人性尊严，民主革新的理想主义者齐世英怎么合作？两人唯一共同心意，是怀念郭松龄将军。张学良想的是郭将军对他权力的辅佐；我父亲想的是，如果巨流河一役郭军战胜，东北整个局面必会革新，不会容许日本人进去建立傀儡满洲国，即使有中日战争，也不会在战争胜利之后，将偌大的东北任由苏俄、蒋中正、毛泽东、杜聿明、林彪这些由遥远南方来的人抢来打去决定命运！
齐氏父女有着强烈的东北情结，加之个人感情影响，关于张氏父子的臧否难免有偏颇之处，但是对张学良评价不高我却很理解信阳祭奠烈士祭祀祖先。我读历史，也觉得张学良算不上民族英雄，不过是纨绔子弟而已，只因西安事变对共产党有恩，我们的国史才把他捧得很高。张学良最大的罪过就是轻易丢失东北，以致日本人产生错觉，以为中国军队不过如此，遂有后来的全面侵华战争。东北军不是没有打仗的本事，如果日本那几万关东军在沈阳北大营一仗即折损过半的话，小日本也不会囊括东三省，更不会染指华北乃至全中国。现在已有资料表明，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先失东北、再失华北，没有地盘，想效仿新疆盛世才，倚苏联共，当个新军阀而已。可以说，张学良丧失东北，助长了日本人的侵略野心，加速了日本人的侵略步伐，是我东北人之耻辱，罪不可恕！
11、钱穆先生的眼光
齐邦媛女士书中说到了与钱穆先生的交往，其中一次谈到文革红卫兵对师长和文化人的摧残，钱穆先生说：待这批人长大，统治中国，他们的暴戾人性会将中国带到何处去?我深以为忧信阳祭奠烈士祭祀祖先。
很佩服钱穆先生的眼光，不愧是史学大家，目光确是高远，一眼便看穿了几十年后中国的问题信阳祭奠烈士祭祀祖先。我们对文革的清算其实并不彻底，现在红卫兵中还有很多人对自己当年的恶行并未忏悔，或者回避，或者辩解，对自己的人性没有反思。这是很危险的。我们现在总说日本人对战争责任不忏悔，其实我们有多少人想过：当年红卫兵的许多做法比日本鬼子还残忍，这绝不能用“上了毛 和四人帮的当”来解释，而红卫兵们有几个人忏悔了？现在这批人已经在统治中国，他们人性中的恶的那一面会对中国有什么影响？我也很担心。
12、希望与信任
齐邦媛女士1949年以后没有在大陆生活过，但是她的书里提到了她大学几位教授1949年以后在大陆的经历，如朱光潜、吴宓等，其经历读来让人心酸信阳祭奠烈士祭祀祖先。齐邦媛写道：这些我在大学受业的老师几乎都未能身免，所受之苦，是中国文人百年来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极致，即使倾三江之水，也洗不去心中的愤慨憾恨啊！
由此我想到：1949年以前信阳祭奠烈士祭祀祖先，中国那么贫弱，钱学森等一大批在国外功成名就的知识分子、华侨富商历尽千辛万苦也要回国参加建设，那时的中国，是何等气象！而1978年以后，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几乎都去了美国和欧洲，义无反顾、态度决然，此时的中国，是何等悲怆！从1957年反右到1978年文革结束，这一大场连环相扣的政治运动，拖垮的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伦理，更是民族精神，一大批中国的优秀人才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对国家的希望与信任，这才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最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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