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汉朝从分封制到推恩令，帝王权威不容挑战
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封自己的侄子刘濞为吴王，让他统治3个郡共53个县祭母亲。封王仪式结束后，刘邦召见刘濞，端详了他的相貌后，不禁微微吃惊：“你的样子有反相。”
刘邦心中后悔祭母亲，但不便收回成命，只是摸着刘濞的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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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开国五十年后东南要是发生叛乱祭母亲，难道会是你吗？但天下的同姓诸侯都是一家人，千万不要造反呀！
”刘濞叩头说：“我不敢祭母亲。”
半年后，刘邦就离开了人间，但他的预感不幸成为事实祭母亲。汉景帝三年（前154年），以吴王刘濞为首发动了七国之乱。
刘邦在消灭异姓诸侯的同时，却在“众建诸侯”，大封自己的子弟为诸侯王，同姓王国不断增加祭母亲。
高祖六年，刘邦就封了第一批同姓诸侯国祭母亲。韩信由齐王改封为楚王后，齐国旧地未设诸侯国，当年正月刘邦立子肥为齐王，辖7郡73县，规定凡是百姓说齐方言的地区都划归齐国。
韩信的楚国被废后，刘邦将其一分为二，以淮河东南的52县立同宗兄刘贾为荆王，以淮河西北的36县立弟刘交为楚王祭母亲。又以云中、雁门、代郡53县立兄刘喜（仲）为代王，但这些地方大多为匈奴所占，只是名义上拥有。
九年，刘邦废了赵王张敖，立子如意为赵王祭母亲。
十一年，立子恒（以后的文帝）为代王祭母亲。梁王彭越被杀后，立子恢为梁王，将东郡划给梁国。又立子友为淮阳王，辖陈郡和颍川郡。同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叛，刘邦立子长为淮南王。
十二年二月，燕王卢绾反，立子建为燕王祭母亲。当年十月，因荆王刘贾被英布军杀死，无人继承，改荆国为奥国，立兄刘仲之子濞为吴王。到刘邦死时，已有9个同姓诸侯国，加上吴氏长沙国，所占面积仍超过全国疆域的一半，直属朝廷的郡仍然只有15个，甚至比刘邦初年还小。
刘邦大封同姓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祭母亲。一
方面是因为当时错误地总结了秦朝二世而亡的经验，认为是由于没有实行分封制，特别是没有封自己的子弟亲属为诸侯王，所以一旦出现反叛就没有人出来拱卫皇室，形成土崩瓦解的局面祭母亲。
出身“细微”的刘邦自然希望自己的政权能像黄河、泰山那样长久，传之千秋，自己的家属又人数有限，所以凡是能封王的兄弟、子侄几乎都封了，以为这样一来，国内要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众多的同姓王必定会竭尽全力拱卫皇室祭母亲。
而这也是保卫他们自己的王位，一致的利害关系会使他们尽心尽力祭母亲。异姓王的离心和反叛，更使他增加了对同姓王的依赖，所以立同姓王的速度比废异姓王更快。
另一方面，郡县制实行的时间毕竟太短，它的优越性还没有能被多数政治家所认识祭母亲。
秦始皇利用中央集权制度所进行的残暴统治也使郡县制代其受过，不少人认为实行郡县制导致了“暴秦”的出现祭母亲。还有些人并不否定郡县制的优越性，但觉得分封制也有存在的必要，两者可以并行不悖。
这些看法对刘邦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废异姓国只是为了不让异姓拥有土地和权力，并不是废除分封制，他封的同姓诸侯国是一种分封制和郡县制的混合体祭母亲。在这些诸侯国中，郡县制依然存在，但诸侯王可以任
命郡太守（郡的行政长官）以下的官员，可以征收赋税徭役，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祭母亲。属于王国的郡称为支郡，支郡名义上还是属于朝廷，实际上已置于王国的直接统治之下。
刘邦大概没有料到，自己的这些子弟竟也会像异姓王一样谋反叛乱祭母亲。或许他已经想到了，但为时已晚，或者没有更好的选择。刘邦的大哥已死，二哥刘喜（仲）封了代王，奉命为刘氏镇守北边。可是这位被他父亲称赞为会治产业的老兄实在胆小，匈奴人进攻代国时非但不能坚守，而且吓得偷偷地逃到了洛阳。按法律应该杀，但看在兄弟份上，刘邦把他降为列侯。
刘邦一位异母弟刘交被封为楚王，他喜欢读书，找了一帮著名学者研读《诗经》祭母亲。
刘邦做了一年多皇帝，大哥的儿子刘信还没有获得封赏，太上皇替孙子说话，刘邦说倒不是忘记了这位侄子，而是因为大嫂当年的行为让他耿耿于怀祭母亲。刘邦始终没有忘记大嫂故意刮锅底，不让他朋友吃羹的往事，所以封刘信为羹颉侯。
刘贾是刘邦的同宗，因有战功也封了荆王，可惜无后，战死后王位就无人继承了祭母亲。当时刘邦自己的儿子年纪太小，子侄中找不出一位年轻力壮的人来统治吴、会稽（今江苏大部、浙江北部、安徽东南部）一带，而刘喜之子濞20岁，有勇力，参加过平定英布之战，所以才选择了他为吴王。
封王仪式一结束祭母亲，刘邦就预感到自己的子孙将来可能控制不了这位“壮王”，于是告诫他侄子：“
天下同姓为一家也祭母亲，慎无反 （千万不要造反）！
”以开国皇帝的绝对权威，加上年龄、辈分、能力、经验各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刘邦对付这些子弟王绰绰有余祭母亲。但到了他的儿子文帝、孙子景帝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最突出的是吴王刘濞，刘邦和楚元王死后，他就成了最年长的同姓王，是文帝的堂兄、最帝的堂叔祭母亲。文帝时，吴国的太子进京，待侯是大子下棋。吴太子平时骄横惯了，师傅们又没有教他规矩，对象太子就像小兄弟一样，下棋时居然与皇太子吵了起来。
皇太子一生气，抓起棋盘就往他头上砸去，不料竟把他砸死了祭母亲。吴大子的棺木运回吴国后，吴王极其怨恨，说：“
既然天下都是一家人的，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吧，何必还葬回来呢祭母亲。”
下令将棺木运回长安，并从此称病不朝祭母亲。拖了几年，文帝难以对付，只得赐吴王“几杖”（茶几、手杖，对老年人尊敬和优待的象征），准许他因年老而不必朝见。
诸侯国的存在与代表中央集权的朝廷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祭母亲。西汉初最大的诸侯国有7个郡，小的也有三四郡。由于王国的赋税收入归国王所有，又不必负担中央政府的开支，与直属朝廷的郡相比，财政负担较轻。
国民在本国就近服役，不像其他郡那样，得千里迢迢去长安或边疆服役，也得到百姓的拥护祭母亲。
王国还垄断了国内的资源，如果盐、铜、铁等资源丰富，还能减免百姓的赋税祭母亲。所以王国对郡县的百姓有很大的吸引力，诸侯也利用这一点与朝廷争夺民户，诸侯王公然接受其他郡的逃亡者，甚至庇护朝廷通缉的逃犯。他们还利用手中的财富供养大批宾客，集中了一批文武人才，其中不乏失意文人、辩士说客、流氓恶棍，他们翻云覆雨，拨弄是非，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给主子出各种坏主意，唯恐天下不乱。
吕后执政时，为了用吕氏取代刘氏，曾对刘氏诸侯王予以打击，废梁、赵，割齐、楚，分封了吕氏8个王国祭母亲。吕后死后，同姓王联合朝廷大臣诛灭诸吕，恢复刘氏政权，立了大功，
似乎更证明了汉高祖“众建诸侯”的正确性祭母亲。
汉文帝是以外藩继位的，原来在朝廷中毫无基础，被拥立的原因只是年长和母亲薄氏家是“君子长者”，登基后只能先恢复齐、楚、赵诸国故地，并分封有功宗室做为酬答，对同姓王也优礼有加，同姓王国的势力更为膨胀，居功自傲，目无朝廷，以至谋反作乱的事也随之发生祭母亲。
文帝三年（前177年），济北（今山东西北部）王兴居趁文帝去太原之机，准备发兵西袭荥阳，随即兵败自杀祭母亲。他谋反的原因是自以为诛诸吕有功，文帝封他的济北国地方太小，心怀不满。
同年，淮南王长入朝，他自以为是皇帝的弟弟，关系最亲，平时不守法度，文帝一次次予以宽恕，他却更加肆无忌惮祭母亲。在与文帝去打猎时，他公然坐上皇帝的车子，不时称文帝为“大兄”。刘长身强力壮，能把鼎举起来，他身带一把铜锥去见辟阳侯审食其，见面后就一锥砸去，令随从将他杀了。
原来20年前刘邦路过赵国时，赵王派一位美人侍候祭母亲。刘邦走后，赵王发现美人已怀孕，就将她送到宫外，不久刘邦下令逮捕赵王全家，美人又未幸免，被拘留在河内狱中，美人的弟弟赵兼通过审食其报告吕后，吕后因忌妒不愿告诉刘邦，审食其不敢坚持。
美人生下刘长后，见仍未得到承认，忿恨自杀祭母亲。刘长认为审食其没有尽职力争，对其母的死负有责任，就擅自杀了他。当朝大臣在光天化日下被亲王所杀，引起朝野震惊，但刘长声称是“
为天下诛贼祭母亲，报母之仇”
，文帝只得免予处罚祭母亲。
当时，上至薄太后，下至太子、大臣都害怕刘长，他归国后更加骄横不法，甚至不用汉朝法令，不顾规定的礼仪祭母亲。文帝亲自下诏责备，仍然无效，就让自己的舅父、将军薄昭以长辈的身份给他写了一封措辞严厉而恳切的信，劝他改过自新。
刘长接到信后很不高兴，在文帝六年与人密谋策划，准备用40辆车装载武器，在长安西北的谷口作乱，还派人与匈奴、闽越联系祭母亲。
阴谋败露后，刘长的王位被废，遣送蜀郡严道祭母亲。刘长在车中绝食自杀，沿途接送的官员一直不敢打开车门，直到雍县才被发现。
针对诸侯王对朝廷的威胁，贾谊向文帝上《治安策》，分析了面临的形势，提出了一些对策祭母亲。他指出：在对付异姓王时朝廷幸而获得胜利，但朝廷与诸侯王矛盾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同姓诸侯与朝廷的对抗已见征兆，发展下去必然会是同样的结果。
但是到目前还没有出大的问题祭母亲，原因在于大国的王大多还没有成年，朝廷为他们配备的傅（国王的老师）、相（王国的行政长官）能够掌权
祭母亲。
几年以后祭母亲，诸侯王都成年了，血气方刚，朝廷派去的傅、相都到了退休年龄，王国在丞、尉（县一级行政官员）以上都用自己的人，那时与济北王、淮南王还会有什么不同？同姓王势力膨胀，朝廷难以控制，
“一胫之大几如腰祭母亲，一指之大几如股”
（小腿粗得像腰，手指大得像大腿），平时就无法屈伸，再有这样一二个指头乱动就更受不了祭母亲。今天再不治疗，就会成为不治之症，到时纵然有扁鹊再世，也会无能为力。
从异姓王的情况分析祭母亲，“大抵强者先反”，而长沙王“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功劳最小而存在时间最长，关系最疏远却对朝廷最忠诚），
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性情与别人不同，主要是形势所造成的祭母亲。
所以要使诸侯忠诚，必须造成像长沙王那样的形势祭母亲。他建议，“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多设置诸侯国来减弱他们的实力）祭母亲，实力弱了就容易使他们遵守法制，国小了就没有异心
祭母亲。这样就能使全国的形势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运动手指一样，没有不服从的，诸侯们不敢有异心，争着朝见听命于天子。
贾谊的建议在生前尚未付诸实现祭母亲。到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齐文王死，无子，
文帝追思贾谊的意见祭母亲，乘机将齐国一分为六，
分封为齐、济北、淄川、胶东、胶西、济南6国，将剩下的琅琊郡收归朝廷；又将淮南王喜改封为城阳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立刘长三子为淮南、衡山、庐江王祭母亲。
原来两国分成了9国，辖境自然缩小，力量也必定分散祭母亲。
从此祭母亲，“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成为汉朝处置诸侯的一项基本政策祭母亲。但这个方法也有局限，分诸侯国得有借口，如果诸侯王健在就难以实施，特别是对诸侯中资格最老、实力最强、威胁最大的吴王奈何不得。所以太子家令（太子的总管兼生活秘书）晁错几次上书，建议应对吴国削地，这无疑会激化朝廷与吴国的矛盾，所以文帝没有采纳。
景帝初年祭母亲，吴王更加飞扬跋扈，已担任御史大夫的晁错向景帝提议实行削藩，因为“
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祭母亲。削之，其反亟（迅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祭母亲。曾经误杀吴太子的景帝自然明白，在他当皇帝后，这位吴王伯父必定会越来越难对付，因而在三年（前154年）冬削了楚王的东海郡、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则削了6个县。下面自然要轮到吴国了，吴王濞联合楚、胶西等国准备采取行动。
正在此时，朝廷削吴国会稽、豫章二郡的诏书到达，吴王就宣布起兵，杀掉了由朝廷派来的二千石（郡级）以下的官员祭母亲。胶西、胶东、淄川、济南、楚、赵6国一齐响应，发兵西进。赵王还秘密派遣使者，联络匈奴出兵。齐王本来已参加谋反，因后悔而退出，在能城而守。
济北王也是同谋，但损坏的城墙来不及修好，被下的一位郎中令劫持，不许他发兵祭母亲。吴王下令全国总动员：
寡人已经六十二岁了，亲自指挥祭母亲。我小儿子十六岁，带头当兵，国内年龄在六十二岁与十六岁之间的全部征召入伍。
征集到二十余万人，东越和闽越也发兵随从祭母亲。
正月甲子（当时以十月为岁首，正月为每年第四个月），吴军从广陵西渡淮河，与楚军会合祭母亲。
吴王向诸侯发布文告祭母亲，号召各国一起举兵诛“贼臣晁错”
祭母亲，并公然声称：“
寡人节衣食用祭母亲，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皆为此（都是为了这一目的）
祭母亲。”
还定下赏格祭母亲，
各国凡能斩捕汉朝大小武将文官，都可按规定级别领赏祭母亲。“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不必都回吴国拿），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遣之。”
吴、楚合兵进攻忠于朝廷的梁国（景帝之弟），攻破棘壁，杀数万人祭母亲。
消息传到长安，朝廷震动祭母亲。景帝命太尉周亚夫率36将东进迎战吴军，郦寄击赵军，栾布击齐；拜窦婴为大将军，屯守荥阳，策应前方。景帝一时乱了方寸，原吴王相袁盎献计，说根据他得到的情报，吴楚起兵的目的只是为了杀晁错，恢复削地。现在只要杀晁错，派使者赦免七国，恢复它们的旧地，就可兵不血刃，结束事变。
景帝同意祭母亲，封他为太常
（主管宗庙祭祀的官员），派他秘密出使吴国祭母亲。
十几天后，丞相青翟等就照事先安排弹劾晁错，称他大逆不道，要求处以腰斩，父母妻子兄弟不论老少全部处死祭母亲。晁错还蒙在鼓里，被召来后立即被押赴东市，穿着朝服就被斩了。其实晁错不是不知道上“削藩策”将付出的代价，听到他向景帝建议削藩的消息后，他父亲就从故乡颍川赶来，对他说明利害关系。
晁错坚定地说：“
我一定要这样做祭母亲。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
”父亲说：“
刘氏安了，而晁氏危了祭母亲。我不忍心受到牵连，先走一步了。
”就喝毒药自杀了祭母亲。晁错没有动摇，不过他绝不会想到，景帝会如此轻易地将他抛弃。
袁盎到达吴国时，吴楚联军已开始进攻梁国的防御工事祭母亲。听说袁盎要让他拜受诏书，刘濞笑道：“我已经当了东帝，还拜谁？”将他扣押在军中，根本不见，继续进攻。校尉邓公从前线回到长安，向景帝汇报军情。
景帝问道：“听到晁错被杀祭母亲，吴楚收兵了吗？”邓公说：“
吴王蓄意谋反已经几十年了，因为削地而发怒，以杀晁错为名，目的并不在晁错祭母亲。我恐怕天下之士从此闭紧嘴巴不再说话了。
”景帝问是何原因，邓公说：“晁错怕诸侯强大不可制服，所以建议削地，以巩固朝廷，是万世之利祭母亲。计划刚实行，自己就被杀了，对内使忠臣不敢再说话，对外正好为诸侯报了仇。我以为陛下不该如此。”景帝追悔莫及。
周亚夫日夜兼程赶往荥阳，到达洛阳时，见到了名声很大的游侠剧孟，周亚夫顿时信心倍增：“七国反后我飞速赶来，想不到洛阳还能保全祭母亲。我以为诸侯已经请到了剧孟，他竟还在这里。我只要能守住荥阳，荥阳以东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
周亚夫听从父亲周勃的旧部邓都尉的建议，向东北进至昌邑，坚壁固守，不与吴楚军交锋祭母亲。
让梁国吸引吴楚主力，自己只派轻兵控制淮泗口（淮水与泗水相交处，在今洪泽湖中），切断了吴国的粮道祭母亲。梁国受到吴楚联军的正面攻击，不断向周亚夫求援，他坚守不动，不派援兵。
梁王上书景帝，最帝多次下面令周亚夫教梁，周亚夫以他的部署事先得到景帝特许为由，拒不奉诏祭母亲。梁王只得全力防守，并派韩安国等出战，吴军始终无法西进。吴军转攻昌邑，几次挑战，周亚夫也坚守不出。吴军远离后方，得不到粮食和物资的供应，饥疲不堪，叛逃不断，开始退却。
此时，养精蓄锐的汉军全线追击，大破吴军祭母亲。吴王只得带着数千壮士逃往丹徒，准备退保东越。汉军乘胜追击，吴军全部被俘，吴王濞却不知去向。汉军悬赏千金，一个多月后，东越人送来了刘濞的头。楚王戊也兵败自杀，其余各王或自杀，或被杀，无一幸免。
吴楚七国之乱在3个月内全部平息，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受到致命打击祭母亲。景帝趁势收夺各诸侯国的支郡、边郡归朝廷所有，同时取消了王国自行任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特权，削减了王国的属官，王国的丞相改称为相，国相还负有监察王的使命，
规定诸侯王不得治理民政，只能“衣食租税”，即按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王国的地位已与汉郡无异祭母亲。
景帝之弟梁孝王，是窦太后的少子，一向极受宠爱，封地有四十余县，是中原最富庶的地区，加上太后、皇帝不断赏赐，梁国的珠玉宝器比皇宫还多祭母亲。梁王建造了规模空前的宫殿和东苑，广招四方豪杰，名流枚乘、严忌、司马相如等都曾是梁王座上客。
景帝初年，尚未立太子，曾表示死后将传位于他，梁王好不得意祭母亲。吴楚之乱中梁王为拱卫皇室立了大功，因而更加骄纵，在国内都用天子仪仗，到长安与景帝同车出入。景帝废了太子后，窦太后让景帝立梁王为继承人，被袁盎等劝阻。
梁王得知后，竟派出十几批刺客，将袁盎和其他十几位官员暗杀祭母亲。
景帝查明真相后，虽因窦太后的庇护，无法处置，但从此疏远了梁王祭母亲。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梁孝王死，景帝立其五子为王，梁国一分为五。加上景帝先后封自己十三子为王，王国数量达到25个，创西汉一代最高纪录。但此时的王国已非昔日可比，除了江都国外，都只有一郡之地，所以王国的总面积反而缩小了。
梁孝王的情况说明，只要诸侯王存在，一旦势力膨胀，或凭借某些特殊因素，就可能形成对朝廷的威胁祭母亲。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所以，武帝时继续削弱诸侯国的势力，并采纳主父偃提出的“推恩”办法，找到了使王国不断自行缩小的途径。
所谓“推恩”，就是诸侯王可以将皇帝的恩泽“推”（扩散）到自己的子孙，提名封他们为列侯，但所需封邑（侯国）得从自己王国的疆土划出祭母亲。
由于置为侯国后，这块地方就不再属王国所有，而要划归相邻的汉郡管辖，所以侯国置得越多，王国留下的面积就越小祭母亲。
诸侯王一般都是妻妾成群，子孙满堂，原来只有太子、太孙才能继位，现在其他子孙都能封侯，自然拒绝不了，子孙越多，恩推得越广，王国缩小得越快祭母亲。到西汉末年，不少王国只剩下三四个县，分封出去的侯国一般也不过数百户，甚至不满百户
祭母亲。推恩法的实行犹如釜底抽薪，使王国再也不能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从发展趋势看，吴楚七国之乱后中央集权日益巩固，诸侯国地位的下降已成定局，但推恩法的实施无疑使这一过程大大加速，并且不再出现反复，朝廷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也没有产生什么后遗症祭母亲。可见一项创造性的政策，往往能收到事来功倍的作用。
武帝执政期间，还将从西汉初年就存在的侯国大幅度削减，增强了朝廷的经济实力祭母亲。
西汉初年，刘邦封萧何、曹参等一百多位功臣为列侯，他们的封邑称为侯国，小的数百户，大的有万余户祭母亲。侯也是以自己侯国中各户上交的租税作为俸禄的，侯国的行政则由朝廷派侯相治理。侯的地位相当于县，也属郡管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影响，但在经济上减少了朝廷的收入。
由于西汉前期经济恢复和发展，人口增长较快，到武帝初年，多数侯国的户数有大幅度增加，大的侯国多达三四万户祭母亲。武帝用各种借口废除侯国，如无后、犯罪或有过失、改封等。他嫌这样的做法速度太慢，到元鼎五年（前112年），就利用“酎金律”对列侯大规模开刀。
原来汉文帝时规定，诸侯王和列侯每年都要按本国人口数量献黄金助祭宗庙，具体标准为每千口4两，余数超过500的再加4两祭母亲。
如重量或成色不足祭母亲，王要削县，侯要免国
祭母亲。
武帝就以列侯所献酎金重量或成色不足为由，一下子免除了106名列侯祭母亲。到武帝后期，汉初的功臣侯国基本除尽，以后新封或恢复的侯国，一般只有千余户，小的才二三百户。武帝能够这样做，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中央集权的体制已非常强大；另一方面，开国功臣早已死亡，继承的列侯大多不担任官职，不会有任何阻力。
当初功臣受封时也都得到过汉高祖颁发的“丹书铁券”，从道义上说，武帝的做法有违刘邦立下的誓言祭母亲。
但将一大批靠祖宗余荫不劳而获的列侯撤销祭母亲，无疑增加了朝廷的财源
祭母亲。西汉最终能消灭异姓、同姓诸侯的分裂割据威胁，还大大得益于从刘邦就开始执行的一项基本国策——强干弱支（或称为强本弱末）。
在刘邦接受娄敬的建议迁都关中后不久祭母亲，又接受了他的另一项建议：
将关东原六国君主和贵族的后裔、豪强大族和“乱众之民”（有反抗倾向的人或潜在的反对势力）十多万人迁到关中祭母亲。
刘邦死后，他的陵墓－长陵所在地设立了长陵县，关东移民成为该县的基本居民祭母亲。从此形成了一项制度：新皇帝的陵墓附近设立一个以该陵命名的县，称为陵县；居民主要从关东迁入，称为徙陵县或迁陵县。迁移的对象也扩大到汉初功臣的后裔、一定级别的官员（如二千石以上）、资产达到一定标准的富户（如五百万以上）等。
到元帝永光四年（前40年）决定不再设置陵县为止，累计迁入人口超过60万；到西汉末年，移民后裔已达120余万，占首都地区总人口的一半祭母亲。关东移民及其后裔在政治、军事上的作用更远远超过他们在人口数量上所占的比例，
“关东出相”
，朝廷文职高官几乎都是关东人；关中资产最多、在商业上占有垄断地位的又非关东移民莫属祭母亲。
在关中（代表着朝廷、中央）与关东（代表着诸侯、地方）这架天平上，这批移民无疑是一个份量极大的砝码，所幸从刘邦开始就将它牢牢地置于关中一边了祭母亲。一项新制度的推行和最终确立，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郡县制从它的雏形出现，到由秦始皇推向全国，经历了数百年时间，但与它对立的分封制却迟迟不愿退出历史舞台，并在西汉初年一度占有半壁江山祭母亲。
不过分封制毕竟已经不适应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经过数十年的较量，最终被淘汰出局祭母亲。
从汉武帝以后，尽管中国历史上的各种王国、王位绵缩不绝，直到清朝末年还保留着王爷，但除了某些短时期内真正具有分封建义，其他阶段的王都只是“衣食租税”，或者只是一种荣誉和级别祭母亲。从这一意义上说，到汉武帝时分封制已经寿终正寝。
在很多朝代，宗室王没有任何政治特权，反而是重点防范的对象，被软禁在“王国”中如同高级囚犯祭母亲。
但是在这些朝代，宗室亲王绝不会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祭母亲。在专制社会，这种看似不人道的措施，倒是杜绝皇族宗室觊觎皇位的唯一有效办法。
宗室的俸禄曾经是明朝一个沉重的财政包袱，数万皇族人口每年吞噬着国家的巨额财富，但他们在政治上毫无特权，甚至没有择业的自由，然而有明一代规模最大的亲王武装叛乱——宁王宸濠之叛不到两个月就平息，影响不出一省祭母亲。
饱食终日的皇室成员中还出现了一流的音乐家、画家、艺术家和学者祭母亲。而西晋初年大封宗室诸侯王，还给他们配备军队，让他们回封地任掌握军政大权的都督，终于酿成八王之乱。
由于中央集权制固有的弊病，在废除分封制的同时，不可能保留在分封情况下存在的合理因素和王国原来合理的政策祭母亲。
如原来王国的百姓可以就近服役，直属中央后就得由中央政府征调，一般都要从关东、江南远赴关中、西北边疆，负担大大加重祭母亲。又如，原来王国可以自行决定赋税额度和征收赋税，在本地资源丰富的情况下就可以减免赋税，也能量入为出，合理安排财政收支，百姓的负担较轻。王国取消后，作为郡的地方政府没有任何自主权，地方资源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利用，或者成为皇帝的私产，造成极大的浪费。
当然祭母亲，
这些并不是分封制的优越性，只是由于分封制的存在影响了中央集权的实施祭母亲。在专制时代，要做到既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政府的权威，又能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自主能力，顾及百姓的实际利益，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在今天总结历史经验时，这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祭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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