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张广保：全真教研究述评
摄影/张永义教授
烧纸钱 烧金元宝 烧寒衣 烧纸扎 代办视频
加师父微信 免费查看度亡视频 wangzijinci
作者简介：
张广保，号洞斋散人，汉族全真。生于1964年，1992年获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2-2003年哈佛燕京访问学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道教大辞典》副主编、《道书集成》常务副主编。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一级学会）、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辖）丹道与养生分会会长、什刹海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及客座教授、《道家文化研究》副主编、《全真学案》丛书主编。主要从事道教思想、经学思想的研究，道教方面着重研究全真教、洞天福地、心性论、纬书与经学等领域。代表性著述有《金元金真道内丹心性学》（获首届“汤用彤学术奖”）、《唐宋内丹道教》、《道家的根本道论与道教心性论》、《宗教教化与西南边彊经略——以元明时期云南为中心的考察》、《全真教的传承与历史发展》等，另有学术论文六十多篇，八十余万字，发表于各种刊物。
本文原载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4期，引用请以原文为准全真。
金代中期，王重阳在中国北方创立了一种有别于传统道教的新道教——全真教全真。 全真教以三教合一为宗，以性命双修、功行并重为修炼门径，汲取禅宗的心性理论、修行方式等诸多因素，对传统道教从教义、戒律，到宫观组织、修行方式，以及终极超越境界等方面都进行全面革新，并在元以后分领道教的半壁江山，与正一教并立为二，最终形成北全真，南正一的道教宗派新格局。这就打破了此前道教史上灵宝、上清、正一等三足鼎立的旧格式。
在全真教的发展历史中，大蒙古国初期是教门发展的关键时期全真。它不仅确立了全真教在道教中牢不可破的重要地位，而且对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走向也引发极为深远的震荡。 开辟全真教这一发展新局面的关键人物就是全真掌教邱处机。正是邱处机以年逾古稀之龄万里西行，觐见“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随之而来的雪山论道、一言止杀，使得全真教获得蒙古皇室的尊崇，从而走出道教，与当时的汉地世侯一道，担当起在蒙古国时期重建业已解体的中国社会，以及教化民众，化导杀心等重要社会、文化功能。从历史看，道教在中国社会中的这种作用，在整个道教史中都不多见。因此邱处机与成吉思汗的相遇，不仅是一个对道教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事件。此外，考虑到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创立的蒙古帝国是一个地跨欧亚的大帝国。它的版图不仅包括北中国，而且还囊括俄罗斯（金帐汗国）或术赤兀鲁思、西亚地区（伊儿汗国或旭烈兀汗国和中亚地区（察合台汗国）。其统辖范围几乎包括当时文明世界半数以上的领土。又考虑到它与罗马教廷的复杂关系，我们说蒙古帝国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世界史。而邱处机与成吉思汗的相遇，乃是蒙古统治者首次郑重其事地对待一个定居农业文明的宗教领袖（虽然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三，在稍早几年，佛教与汗廷有过一次非正式的接触。），其对道教采取的接纳态度，无疑会直接影响此后汗廷的宗教政策，影响它对其他定居文明宗教，例如西亚的伊斯兰教，西藏的喇嘛教，中亚的聂斯脱里教（基督教在东方的一个宗派）等宗教的接纳。
一、开创期
对于全真教的研究，发展到今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已经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全真。中国方面的研究如果从清光绪年间陈教友的《长春道教源流》算起，迄今已有一百二十八年的历史。总结这一百二十八年的研究历史，我想把它区分为四个阶段：此即开创期、奠基期、复苏期与全面发展期。 中国对于全真教的研究是由活跃于清代后期的陈铭珪开创的。陈铭珪，字友珊（1823-1881），入道之后改名教友，道号酥醪洞主。作为清代咸丰二年（公元1852）的副贡生，陈铭珪在仕途上一直不得志，加之晩清自道光之后，由于鸦片战争引发的政治、社会变革及西方文化学术涌入的冲激，晚年为了逃避社会矛盾，排解个人生命历程中所遭遇的挫折感，他在广东罗浮山酥醪观拜礼全真道士，正式加入全真龙门派成为一名全真道士。为了表达他对全真教的忠诚，陈铭珪于光绪五年（公元1879）编撰了后来成为全真教研究开山之作的《长春道教源流》。其书序云：“余中年感异兆，学道于罗浮酥醪观中。观为全真之龙门派，源出于邱长春。暇因考史册，并取《道藏》诸书核之，知长春之学，深有得于《道德》要言，而无炼养、服食、FU箓、禳衳末流之弊，…余因溯其源流，辑为是编，以告世之为全真学者。” [1]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陈铭珪的道士身份直接影响到《长春道教源流》的撰述。此书共八卷，前七卷主要纂集自教祖王重阳、全真七子以降，直至清代的历代全真高道碑刻材料，间或以酥醪洞主曰的形式对史料进行考辨。第八卷名为辩证十二则及附录。 [2] 由于撰写此书时，陈铭珪已正式遁入玄门，因此他编纂该书的意图很清楚：此即意在表彰前辈全真高道救世救民、慈心恵物、修道炼真的高尚行为。受此种动机的制约，他在择取史料时明显有偏颇，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于历史上涉及对全真教批评的文献，诸如蒙古国时期耶律楚材所撰《西游录》、元释祥迈的《至元辨伪录》等，他就均未加入收录。 此外书中搜集史料主要以邱处机一系的全真龙门派为主线，除卷一“全真教总论”收录有关教祖王重阳及六真的历史文献外，其他各卷多围绕邱处机及全真龙门派为主线，例如卷二、卷三题为“邱长春事迹汇纪”，卷四、卷五、卷六、卷七分别为“邱长春弟子纪略”、“邱长春再传以下弟子纪略”及“邱长春后全真法嗣纪略”，至于全真其他各派的传承法嗣则付之阙如。 [3] 个中原因有二：其一邱门一系的全真龙门派在后世较其他各系更为繁盛，这在陈铭珪的家乡广东罗浮山尤其如此。其二与陈氏本人作为全真龙门派弟子的身份直接相关。他编辑此书的动机之一显然是要光扬本宗。 至于题名酥醪洞主曰的辨证，也可以看出他处处刻意回护全真教。因此该书虽然从前人文集中搜集大量有关全真教材料，因而为此后全真教研究奠定扎实的史料基础，但文中显露出的浓厚护教意识却妨碍其立论的客观性、公正性。
早在陈铭珪编著《长春道教源流》之前的清代道光、咸丰、同治（1821-1874）时期，清代学术的主流就已由考据之学向经世之学过渡，就中西北史地之学尤其为当时的学者所关注，李文田、丁谦、洪钧等都是这一领域的皎皎者全真。正是这些研究西北史地的学者居于本学科的兴趣，重新发现淹没已久的元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并对之予以深入研究，当然重点在于发掘其地理价值。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有丁谦撰著的《元长春真人西游记地理考证》及王国维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其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又有张星烺《西游记注释》）而钱大昕则有发端之功。（1866年的俄译本、1867年的法译本及1877年的英译本均是受此种中亚史、地理史研究语境的影响。）就中丁谦只是将《长春真人西游记》看成一本单纯的地理学著述，毫不关注其宗教价值； [4] 而王国维则有所不同，在注文中除援引《元史》、《多桑蒙古史》、《蒙鞑备录》、《西使记》、《至元辨伪录》及元人文集等史料以疏释本文外，还花费相当笔墨考证书中涉及的蒙古时期全真教史，例如蒙古宪宗时的佛道争端、邱处机、耶律楚材的交恶。值得特别提到的是：王国维在书中附录中特别录引清考据大家钱大昕一段话，提示一起史实：“邱长春以丁亥七月卒，而元太祖之殂，亦即在是经历经神奇性会面之后，又神秘地于同年同月逝世，此事在道教语境中的确引人遐思，其联想空间尤大。 [5]
二、奠基期
不过，从二十世纪有关全真教研究发展的历史看，陈铭珪《长春道教源流》一书无论在解释模式，还是在撰作体例方面对于后世尤其是二十世纪前五十年之前的全真教研究都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全真。 上世纪四十年代历史学家陈垣撰作《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显然就沿袭陈铭珪所创立的模式。对此陈垣本人也不否认。作为广东同乡，陈垣对自己的这位乡贤推崇备至。 [6] 这从一方面说明居于地域邻近性的影响有时是很大的。然而，陈垣与他的那位乡贤还是有很大不同： 他并非全真道士。他之撰作此书显然不是出于宏道，而是直接受到当时特定政治、社会环境的激发。作者此书著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二次世界大战是当时制约时代的大事。其时作为同盟国一员的中国，其国土的大部正处于作为轴心国主要成员之一的日本的占领之中。陈垣当时正生活在日占区中的北平。面对山河破碎、国土沦陷，他的心情极端忧郁，然而处于日占区，他又无法公开表达这种忧思，于是他将之寄寓于宋金之际兴起的全真教，意图通过对全真教在金蒙元史事的考证性诠释中委曲地表达自己的忧思。诚如作者撰于一九五七年的《重印后记》所言：“芦沟桥变起，河北各地相继沦陷，作者亦备受迫害，有感于宋金及宋元时事，觉此所谓道家者类皆抗节不仕之遗民，岂可以其为道教而忽之也。因发愤为著此书，阐明其隐。” [7] 正是居于这一特定语境，陈垣关注的重点与他的那位乡贤有所不同。他突破陈铭珪单纯以龙门派为主线的宗派意识，以十二大专题为红线对金、蒙、元时期的全真教展开全面研究。与陈铭珪的研究相较，陈垣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表现下列特色： 其一取材更为广泛。除大量利用《道藏》内外文献之外，还广泛利用金石材料，这当然与其深厚的学识分不开。其二由于国土沦陷的激发，“遗民”意识浓厚。他之所以用“南宋初”而不用金元来称呼新道教各派显然是中国传统史家惯用之曲笔，其意乃在借史抒情。 [8] 居于此种诠释意向，他极注重对全真创教之祖王重阳的考述。 不过也正是这一浓厚的遗民意识，使他难以公正地刻画王重阳的历史形象。例如他认定王重阳为南宋遗民，因而就无法面对王重阳曾经应过伪齐武举、并在金朝任过监酒小吏这一历史事实。此外，王重阳的第一代大弟子大多与金皇室关系密切，例如七真中王处一、邱处机、刘处玄都曾先后接受金世宗、金章宗的召见。 其实王重阳的出家、创教与其说是出于对宋室的忠诚，倒不如说是由于个人仕途的失意及由之引发的挫折感、对生命无常、虚幻等源于个体的生命领悟等个体因素。总之，陈垣依据自己解释语境对王重阳形象的塑造，只能是作者将自己遗民意识投射于历史人物。对此我们不妨视为一种历史解释学的误读个案。 其三他以“新道教”来统称金末元初兴起的全真教、真大道、太一教等流行于北方的新道派，这是极富创意的。新道教与中国道教各派相比，确实具有独有的特色，例如公开宣称以三教合一为立教宗旨，所谓“三教搜来做一家”，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道教尤其是北宋道教进行批评，这些都使当时教内外人士对其身份认同产生困惑。从当时文集所传材料看，当时人都觉得这些所谓新道教非释（禅）非儒亦非道，而教徒自己起初也不明确其教派归属，因而全真教起初可能完全是一种出于三教之外的新宗教。不过历史发展往往出人意料，全真教等新道教对传统道教的批判恰好构成道教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为道教所包容。陈垣早在四十年代就使用“新道教”一词， [9] 说明他奠基于历史文献引发的感觉是敏锐的。 其四以八大专题对金真教展开全面研究对后来研究具有示范性，尤其是以“末流贵盛”为题对元代中后期全真教堕落现象的批评，难能可贵。[10]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对于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全真教研究有着很重要的影响，这可能与他在史学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关。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向有“南北二陈”之说，北陈即指陈垣。因此，《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堪称全真教研究的奠基之作。
值得提及的是陈垣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提到，包括全真教在内的“新道教”在金元易代之际对于保全中华文化、维持种族延续重要作用的观点，在此后中国史学界引起颇为激烈的响应全真。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位重量级的中国史学家诸如钱穆、姚从吾都曾撰专论阐发陈垣的上述观点。钱穆在其所著《中国学术思想论丛》（六）之《金元统治下的新道教》、 [11] 姚从吾撰作《成吉思汗信任邱处机这件事对于保全中原传统文化的贡献》、 [12] 《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与救世思想》 [13] 等都致力于扩展、阐发全真教在蒙古游牧文化大举入侵之特定历史阶段，对于沿续中原汉文化、华夏种族生命之重要历史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学者当时或居留香港或自大陆迁居台湾，其时国共分争，国民党及其政府全线溃退，由大陆迁居台湾。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信奉马克思主义，对于传统文化采取一种偏向于全面否定的态度，这在其时知识分子的心目中造成一种传统文化断裂、中国文化整体改宗的映象。身处此境对于迁居香港、台湾的两位历史学家，他们再次感到自身如同七百多年前全真教先辈一样，再次面临一场中国文化走向的重大抉择。于是历史再次召唤全真教，让他们来回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呈现的新问题。不过这次压力不是来自北方草原，而是来自中国社会内部。幸运的是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总结历史，懂得传统的珍贵，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态度来处理作为西方文化一支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自身传统的关系。在此需要简单提一下，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同处中华儒教文化圈的日本学者也很重视对全真教的研究。日本老辈学者例如小柳司气太、洼德忠、吉冈义丰等人也就全真教的成立、白云观史及其全真教与儒道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展开全面研究，推动这一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与中国学者相比，由于解释语境完全不同，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学者特别关注的全真教救世问题明显缺乏热情，他们研究的目的一部分乃在于为配合三十年代的侵华战争之需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调查。此外，在研究方法方面，日本学者很早就不单纯限于文献，而采用田野作业的新方法，象小柳司气太、吉刚义丰都曾居住于白云观进行实地调查。这同时也说明对全真教的研究很早就具有跨越国界的特性。
三、复苏期
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在中国由于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信奉马列主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采取全面批判的态度，因而这三十年大陆地区对于全真教研究几乎毫无进展全真。至于台湾方面，情况略有不同，除上述姚从吾的研究之外，孙克宽是其时台湾从事全真教研究的主要学者。他撰有《宋元道教之发展》、《金元全真教的初期活动》、《全真教考略》，对金元时期的全真教作了很好的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新政之施行，对于传统文化价值也转入重估时期。与此相应，中国大陆对于全真教的研究进入复苏及全面发展新阶段。在复苏期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从事全真教研究的主要学者有：龙晦、郭旃、陈俊民等人。龙晦著有研究论文《全真教三论》，郭旃有论文《全真道的兴起及其与金王朝的关系》，陈俊民亦撰有《全真道教思想源流考略》等专论。与此同时略后，由任继愈、卿希泰分别担任主编的两种有关道教的通史性著述《中国道教史》，对于金元时期的全真教均辟有专章。复苏期中国大陆对于全真教的研究象此前一样关注教史研究之外，还特别注重对全真教思想及其与传统思想的关系。对于此前学界讨论较为充分的全真教救世问题及遗民认同，这一时期也有所回应。此外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一九八八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陈垣、陈智超编纂的道教碑刻集《道家金石略》， [14] 对于此后全真教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此书虽然名为《道家金石略》，但有关全真教的部分占据全书主体。此书的出版为全真教研究提供新的史源，有助于订正《道藏》内外传世文献记述的错误，这对于进一步深化全真教研究无疑有着推动作用。不过，学界要消化书中纂集的有关全真教的碑刻材料，尚需等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
四、全面发展期
进入九十年代，中国大陆学界开始从不同角度重新审视全真教，这一阶段的研究呈现多视角、问题意识浓厚等特征，历史学、宗教学、哲学等各学科的学者都介入全真教的研究，从而迎来历史上不多见的全真教研究黄金时期---全面发展期全真。造成全真教全面发展的动因，除上述新材料的出版之外， 当代全真教组织尤其是全真龙门派的推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例如隶属全真龙门派的香港青松观，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组织了几次全真教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将会议论文结集出版（例如二零零四年由青松出版社出版的《全真宏道集》，就收集了由中、日、法等国学者撰作的二十四篇论文，是一部有关全真教的专辑。2006年又召开“全真教戒律中的生态思想”专题讨论会，并将论文结集公开出版。），资助有关道教研究专刊《道家文化研究》的出版（现已出做二十二辑），这些举动直接推动了这一领域研究的进展。此外，各地方政府从发展地区经济、文化动机出发，也赞助在本地召开的全真教会议。这些又反过来影响各大学博士、硕士生论文选题倾向。 从研究所采用的视域看，这些研究有的考察全真教与蒙古皇室的关系，例如郑素春的《全真教与大蒙古国帝室》； 有的从全真教史的角度，探讨全真教宫观组织的系统及宫观经济、宗师传承世系及宗祖谱，例如程越的博士论文《金元全真教宫观研究》、张广保《蒙元时期全真宗祖谱系形成考》、马颂仁《七真各自的思想特色活动再评价-兼论四哲、七真说的出现过程》； 有的从历史的角度，接续此前论题，继续考察全真教在金元易代之际，救世济人，维护中原文化的诸种活动；还有的从心性角度，从哲学、宗教角度考察全真教心性哲学的特色，及其与禅宗、理学心性理论的互动关系。例如由张广保撰著的《金元全真道及其内丹心性论研究》。尤其是此期对明清全真教的研究也是此前未曾涉及的，例如陈兵《清代全真道龙门派的中兴》、王志忠《明清全真教论稿》、唐大潮《王常月修道思想略论》等这些都是二十多年来全真教研究取得的新进展。在此，再次要提及的是，八十年代陈垣先生编纂的《道家金石略》一书，为这一时期全真教研究全面利用金石碑铭材料奠定基础；最近王宗昱又编辑《金元全真教碑刻新编》， [15] 相信随着新材料的整理，还将进一步推动全真教的研究。
在此我想重点介绍一下九十年代以来对全真教研究的三大新趋势， 其一从道教内丹学的角度对全真教的主体内修实践方术---内丹术的研究全真。众所周知，在道教史中全真教是传承内丹修练术的重要道派，亦被称为金丹道北宗，从而与张伯端开创的内丹道南宗并驾齐驱。然而，对于全真道内丹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除道教界的高道陈樱宁、王沐因为自身修行的需要有所论及之外，学术界并未引起重视。八十年代之后，伴随大陆“气功热”的修行思潮的影响，学界开始关注全真教的内丹学。这方面较早的研究作品有张广保《金元全真道及其内丹心性论研究》、胡孚琛等《道学通论》相关部分，2000之后学界对于这一主题的兴趣有增无减，在“内丹学”名义下对全真教内丹术研究的作品很多，例如杨立华1998年博士论文《两宋内丹道教及其渊源研究》、张广保《唐宋内丹道教》、詹石窗《全真道的内丹养生说与易学关系略论》。此类作品还很多，詹石窗主编的《道韵》曾以专号形式刊载有关全真内丹学研究的专论。至于各类学术刊物所载，更是难以一一类举。此外，这一论题的研究还引发国外尤其是欧、美中医、养生界的兴趣，2006年笔者曾参加于德国慕尼黑举办的“国际道教养生会议”，会上就曾专门设立一“内丹养生”的论坛。2007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由Livia Kohn教授发起，召开以“内丹---道教传统中的性、自我与社会”为主题的国际讨论会。总之，这可以说是道教内丹学视野下的全真教。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因为具有较强的个体生命关涉性，因而受到来自学术圈之外各界的普遍关注。 其二对于元代全真教戏剧、诗词等文学作品的研究。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除柳存仁撰有《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之外，没有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九十年代之后至今，有关此主题研究的成果可谓硕果累累，例如詹石窗《南宋金元道教文学研究》、吴光正《八仙故事系统考论》、刘敬圻、吴光正主编《八仙文化与八仙文学的现代阐释---二十世纪国际八仙论丛》、胡义成《（西游记）定稿人与全真教关系考》、李安纲《（西游记）奥义书》等等，这方面的研究关注此前一直被忽视的以全真教为主题的元代戏剧作品，对于从社会学视角把握全真教对元代社会尤其是下层民众的影响大有帮助，同时也使我们明白以全真教为主题的“道化剧”的上演，对于全真教在元代社会中的传播极为重要。据学者统计，元代的十九位作家共创作三十四种神仙道化剧，共占元剧总目的十六分之一，其中与全真教有关者二十六种，占神仙道化别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八点四。 [16]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全真教对于元代社会的广泛渗透性。此外，有关全真教文学的研究也呈现一些热点，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亦产生冲激。例如有关古典名著《西游记》作者问题，学者近年来就提出新说。《西游记》未署撰人，传统的看法是由鲁迅、胡适等人依据明天启年《淮安府志》的孤证，考定作者为吴承恩。胡义成认为《西游记》的祖本《西游记平话》的作者系邱处机弟子史志经，今本《西游记》定稿人系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茅山干元观全真龙门派道士，其中阎希言（蓬头）师徒可能性最大。这就推翻传统以作者为吴承恩的说法。 [17] 不过胡义成的说法并无很强的证据支撑，推测的因素过多。然而，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西游记》中与内丹道的联系极其密切。对此，李安纲《（西游记）与全真道文化》作了详尽阐述。 [18] 他发现《西游记》中大量引用全真教徒例如马丹阳、冯尊师《鸣鹤余音》及张伯端的诗词，至于文中直接使用内丹道术语例如婴儿、姹女、木公、金母、朝元等更是不胜枚举。对于这些过去研究者都没有注意到。因此无论作者是否系全真教徒，此书与内丹道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不可否定的。 其三对于地域性全真教研究。有关此主题的作品大量出现于2000年之后。例如吴亚魁的《江南全真道教》及丁鼎主编的《昆嵛山与全真道---全真道与齐鲁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的相关文章。吴亚魁主要对自1271—1911年六百多年内，江南地区全真教进行总体研究。他所使用的“江南”概念充分考虑到江南地区的地理完整性、经济一体性及独特的文化心理因素，以环太湖地区的“六府一州”作为考察对象。至于关注的焦点，他集中于江南全真道教的地域特征、教派融合、成份构成。至于研究方法他系用历史学的方法及个案研究法。这种研究是一次很好的尝试，只是他使用的教史材料有限，大量的碑刻尤其是明清全真石刻材料使用太少，这就有损研究对象的完整性。总结近年对于地域性全真教的研究，有一个可喜的现象值得称赏，这就是此类研究通赏建立于新发现的全真石刻、方志材料基础上。对此，我们下文还将提及。此外值得提到的是，近几年来西方道教学者也表现出对全真教研究的浓厚兴趣。美国《中国宗教研究》（《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us No.29,2001》于2001年由法国学者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 美国学者KATZ（Paul R. Katz）共同组织的有关全真教的专题，集中围绕全真教的宗教认同的形成及早期教团的修行生活这一主题，进行个案的、历史的研究。西方学者这方面的研究对于中国学者也有不小影响，这种中西之间的学术互动值得倡导。这也再次说明全真教的研究已超越国界，越来越成为一门国际性的研究领域，受到各国学者的共同关注。
2007年中国大陆对于全真教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于即将出版的由陈鼓应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二十三辑之“全真教专辑”全真。此辑由张广保负责编辑，共收录与全真教有关的专论共十九篇。全辑共分七组，其内容既涉及到对金元全真教的深度研究，也涉见到明清全真教、地域性全真教及各专题例如全真科仪、医学、内丹、养生、宫观、戏剧等等。第一组由詹石窗、杨燕《钟吕内丹学略论》和赖炜芳、黄永锋《丘处机（摄生消息论）》两文组成，都是讨论全真教的内丹修行及养生问题。詹、杨对全真教定为五祖之钟离权、吕洞宾的内丹道思想进行研究，尤其对几种署于钟、吕名下的道书作了考述。赖、黄之文则集中发掘丘处机《摄生消息论》的养生思想。第二组也包括两篇，即张广保《蒙元时期全真教大宗师传承研究》、刘晓《全真教尹志平接任掌教之谜》，两文都集中对蒙元时期全真教领袖---掌教大宗师传承及其宗派纠葛等相关教史问题展开讨论。张广保在文中试图以全真掌教宗师的传承为主线，一方面以复原、重构这一时期的部分全真教史，另一方面也想藉此显示蒙元时期皇权与教权的盛衰消长，从而勾勒出两者之间既相互抗争又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此外，作者还想通过这一研究揭示大宗师职位在全真教内部各宗派之间的分配、轮转是不均衡的。这说明全真教各宗派势力之间也存在错综复杂的竞争、联合关系。这是全真教在道教史中有别于其他各派的一种特殊发展模式。关于早期全真教是否举行斋醮科仪一直是学界争论的论题，本辑第三组所收刘仲宇《早期全真教仪式初探》、张泽洪《金元全真教斋醮科仪初探》，就集中探讨早期全真教斋醮科仪问题。刘仲宇认为早期全真教从创教之初就汲取传统的道教仪式，全真七子广泛参与当时社会中举办的各种斋醮祈请仪式，不仅如此，他们还将某些仪式成份纳入了自己的修行体系，列为制度。这就反驳学界有关早期全真教不尚科仪的说法。张泽洪通过对早期全真碑刻、文献的爬梳，其研究结果与刘仲宇论点颇可互相发明。第四组是有关全真宫观系统的研究。张广保《金元时期全真教祖庭研究》围绕全真教祖庭—大重阳万寿宫为中心，对全真教东西“祖庭”进行全面研究，试图藉此复建金、蒙、元时期，全真教宫观组织及其地域分布的历史面貌。作者认为在全真教宫观系统中，体现出七真门下派生的各宗宗派势力与堂下为代表的全真教掌教大宗师的权力的互相交织。这是全真教宫观组织所呈现的一大特色。程越《全真教祖庭白云观在金元时期的沿革》则对全真教总部，当时称之为“堂下”的白云观及其在金元的沿革历史作了考察。关于地域性全真教的研究，近年引起学者浓厚的兴趣，这无疑标志全真教研究的深化。本辑第五组收录三篇专门探讨明代地域全真教的专论。樊光春多年从事陕西地区全真教研究的研究，在《碑刻所见陕西佳县白云观全真道龙门派传承》一文中，他以碑刻材料为依据，结合方志资料对明代后期佳县全真教龙门派的传承过程予以重构。这一尝试难能可贵。而赵卫东的《泰山三阳观及其与明万历宫廷之关系》则依据三阳观现存的七十余块碑刻，对明后期三阳观的兴衰、沿革及其与万历朝宫廷的纠缠，作了很详细的梳理。与樊、赵二文的个案研究不同，陈金凤的《略论宋元明清时期四川地区全真道的发展》从宏观角度勾勒宋元明清四川地区全真教发展的历史，并特别探讨四川全真教与该地地域文化之关联。第六组是专论清代全真教尤其是龙门律宗代表王常月的思想。其中华裔美籍学者刘迅《张将军瘱埋枯骨：清初南阳重建中全真道与清廷之合作》以其新发现的三通清初南阳地区全真教碑刻为依据，以地处南阳的全真教十方丛林玄妙观为研究个案，分析清军入关之后，全真教在南阳地区政权的重建中的重要作用。文章无论是视角，还是所依据的碑刻材料都让人耳目一新。杨海英的《清前期的道教与宫廷》则依据包括清宫档案、碑刻在内公私史料，对自后金至雍正时期，满清宫廷与道教的复杂关系进行探讨，论文所论虽然不全然限于全真教，但与全真教的关系却极为密切。丁培仁《《金盖心灯》卷一质疑》对清代全真道士闵一得《金盖心灯》卷一所记龙门律宗的传承世系提出质疑，以为书中关于龙门第一代律师赵道坚的记述靠不住，又关于初真、中极、天仙三坛大戒之形成及龙门二十字辈等，该书的记载同样也成问题。朱展炎《论王常月对早期全真道宗教思想的继承》就王常月与早期全真教思想之关系展开论述。胡小琴《王常月与丘处机》则集中探讨王常月对丘处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第七组是有关全真教的专题研究，也有三篇文章组成，它们分别是李大华的《全真教师“优游”说及其现代性反思》，这是一篇颇具思想性的理论探讨专论，作者对“优游”这一全真教主要修炼方式所蕴含的生存意义及其对现代生活的启示作了深度思考，这对我们今天重新评估全真“优游”说的现代价值颇有借鉴意义。第二篇是盖建民的《全真教与中国传统医学稽考》，作者多年从事道教医学的研究，此次更将视野投入全真教与中国传统医学的关指。作者认为由于全真教提倡功行双修，因而他们也象道教其他教派一样，也把医术作为开宗立派、扩大教势的重要手段。此组最后一篇是吴光正的《全真教与元明戏剧》，作者对元明时期一百八十多部神仙道化剧作了系统考察，指出在道化剧中再现了金真教的神仙谱系、修炼理论及生命伦理。
五、结论
然而，迄今为止的全真教研究还存在若干薄弱环节，其中最重要的是： 没有走出道教的狭隘范围，将全真教置入金末蒙初社会的大环境中考虑全真。这就势必无法揭示全真教在这一时期担负的重建社会秩序，从而救世济人的真实历史角色，由之引起：对蒙古国前四汗（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在中原统治的历史理解陷入不完整状态。 此外，由于缺乏比较文化史的眼光，学者们没有从世界历史的整体角度，比较考虑蒙古汗廷在中国北方对待全真教的态度，与在各汗国对待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及聂斯脱里教等态度的联系，及由此产生的文明融合的不同结果。这本来是研究以萨满教信仰为特征的蒙古游牧文明与不同类型的农业定居文明之间冲突、融合的绝好案例。 复次，对于金元全真教史的许多重要问题，迄今为止或者尚未涉及，或者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例如蒙元时期全真宫观系统与教团宗派间的关系、全真历代掌教大宗师的传承、职掌，全真教与前四代蒙古汗廷的关系，以及蒙元时期全真宫观经济等等。由于对于这些问题缺乏研究，使得我们无法完整、清晰的展示全真教的形象。 再者，对明清时期全真教的历史发展及其对这一时期社会、思想影响的研究，例如全真教对元明民间宗教三教合一思想的关系等，尚待进一步深化。对于地域性全真教研究虽然取得不小进展，然而仍需通过进一步发掘石刻、方志材料以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最后，虽然中、日、美、欧等各国（地区）的都有一些学者涉足这一领域的研究，然而由于各自关注的视点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不同，实际上彼此之间还缺乏有效的对话及互动，互相漠视他方的研究成果可说是这一领域的通病。这说明距离建立一个共同的全真教国际学术研究领域尚有一定的距离。
END
编辑：愚夫
审核：曲子
代烧服务——代烧金元宝——代烧纸钱
加师父微信 查看代办视频 微信：wangzijinci
本文链接：https://fuzhoufashi.com/index.php/post/7997.html
转载声明：本站发布文章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文章涉及到您的权益及版权,还麻烦及时联系我们，我们将及时删除，谢谢配合。 特别提醒：如文章中有涉及到祭祀风俗、民间习俗等，皆为民间一种美好寓意，请科学看待，切勿封建迷信！